凿开音律的鸿蒙

　　【译文】

　　各色搭配照映，八音协调流畅，这是由于各种颜色、音律都随物性而相应、适宜。想要使宫调、羽调互相变化，低音、高音互相调节，那就要做到前面若有上扬的声调，后面就必须有下抑的声调。五言诗的一句之内，声调应该各不相同，两句之内，轻音重音应该各有差别。妙解声律达到这个标准，才算是真正懂诗。至于前人佳作，讽诵以为高、历来所共赏者，如曹植《赠丁仪王粲》（“从军度函谷”），王粲《七哀》（“难登灞陵岸”），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零雨被秋草”），王赞《杂诗》（“朔风动秋草”）等，都能直抒胸情，不依傍旧语史实，主要是依凭音律协调，而高于前人之法。自屈原以来已经很久远了，虽然文体渐趋精密，但音律搭配的秘密则无人发现。前人虽有高言妙句，音韵天然协畅，那只不过是暗合音理，而非基于自觉的认识。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都没有察觉，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距离音理更为遥远。如果世上有真正懂得文学音律的人，他会明白我此言绝非谬误。如果没有懂音律者，那就等待以后的高明之人吧。

　　【小识】

　　本文是沈约为其《宋书》之《谢灵运传》所写的论语。《宋书》是传世二十四史之一，是沈约对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其实，就沈约在当时的影响而言，史学并非其最主要的，声律理论才是他影响最大的，也是他最满意和得意的成绩。之所以将他视为“独得之秘”的声律理论放在《谢灵运传》的论语中，应该是他认为谢灵运作为时代文学的巨匠，最能代表文学的价值、特色和地位。

　　汉字的表意特质，及其立体方块的字形特点和单音节的语音特点，使汉字最易形成字与字、音与音的对仗。字与字的对仗由来已久，但音与音的对仗则一直不甚明确。经过自屈原以来历代优秀文人的创作实践，文化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汉语音韵独具的特质，可是，要明确概括出汉语音韵，尤其是音调的基本特点，并确定为一套文学创作中的操作规范，此前历代文人学士都未曾做到，只有沈约等人做到了，更确切地说，最先明确做到的，只有沈约。

　　当然，不可否认，沈约提出诗歌声律理论和规范，是基于前代和当时众多优秀文人的实践和认识，但将其概括为“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理论，这是沈约的“独得之秘”，所以，他有资格为此得意一下。因为，这个理论确实改变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技法和格局，为最具中国特色的诗体——律诗的产生奠定了根基，牢笼千年。如果说，中国文学从魏晋时期开始自觉的话，那么，在沈约这一批文人的努力下，中国文学确实是完成了自觉。

　　时至今日，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论”，其许多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论者各有推断，但歧异互现，众说纷纭。比如，沈约等人是如何将汉语声调确定在四声（平上去入）上的（汉语声调各地差别很大）？如何将四声二元化为平仄的？其讨论四声的缘起为何？是受佛经转读、唱导的影响吗？五音、四声、清浊、轻重、抑扬、平仄等之间都有什么关联？四声八病的具体内容为何？其实践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在声律理论横空出世的齐、梁时期，倡导、赞成者有之，反对、批评者有之，其争论的核心到底为何？其实，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能说明中古音韵的许多核心问题，也能说明声律理论和律诗产生的来龙去脉问题，可遗憾的是，资料所限，目前未有明显突破。

　　后来，人们对沈约等人声律理论的评价有褒有贬，贬之者多引卢照邻“八病爰起，沈隐侯永作拘囚”的话，认为声律论是约束了诗文的自由抒情，引导和加强了形式主义文风。在我们看来，声律理论是沈约的一大贡献，没什么需要贬抑、批评之处。由于沈约是凿开鸿蒙，第一次提出声律规范，所以，其不成熟之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束手缚脚的情况，完全可以理解。毕竟，一种理论或规范的成熟，是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来检验和校正的，这尽在情理之中，而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看，声律论、声病规范为中国文学指出了一条真正体现汉语语言文字特质和独特优势的大道，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奠定了艺术根基，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沈约除了集中论述声律理论之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即鲜明的文学史意识。沈约论述自屈原、贾谊以来的历代作家，包括王褒、扬雄、班固、张衡、蔡邕以至三曹、王粲等，他们大体上都“同祖风骚”，沿袭着《诗经》、楚辞以来的优秀传统，而在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时，文学风会大变，辞采明显加强。这反映出他对此前中国文学的总体看法，也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这使得本文就成为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学小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高举潘、陆、颜、谢，将其与前代优秀作家并列起来，体现出对时代文学的肯定和自信。如果联系后来萧子显、刘勰、钟嵘、萧统等人的看法，我们会看出，六朝文人是多么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时代的文学可以与任何时代并列而无愧。用沈约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曰不然，请待来哲。”你如果不信，那就等待历史检验吧。这份自信，也值得肯定。（萧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