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嘶鸣：军旅文艺作品何以经典永流传

　　2026年是农历丙午马年，马所象征的勇毅奋进、赤诚坚守的精神，恰与军旅文艺中一脉相承的铁血风骨遥相呼应。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回望1975年由总政治部文工团创排的男子群舞《战马嘶鸣》，更具特殊的精神价值。这部无马塑马、以身为媒的经典之作，凭借十八名舞者的肢体律动，勾勒出烈马的桀骜与战士的刚毅，将东方虚实美学与军旅精神熔铸一体，不仅斩获全军文艺会演大奖与“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金像奖，更成为跨越时代的军旅文艺标杆。彼时正处于无互联网、无数字媒介的电子媒介前时代，没有多元的传播渠道与流量加持，这部作品却能突破舞台的时空限制，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其背后的创作逻辑、艺术表达与传播智慧值得深究。本文以《战马嘶鸣》为研究对象，立足马年精神内核，探析印刷媒介时代军旅文艺作品的经典化路径，挖掘其符号运用与文化价值的深层内涵，为当下数字媒介语境下的文艺创作与传播提供启示。

　　秣马厉兵：军旅文艺“宣传队”年代

　　军旅文艺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创作高峰期，涌现了《草原女民兵》《战马嘶鸣》等一大批经典作品，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大约从70年代起，中国的舞蹈创作出现了一个稍稍活跃的状态。为了歌颂新生活，也为了活跃舞台，一些编导被先期‘解冻’，可以有限度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需要通过文艺作品这一宣传媒介，加强军民一家亲的情感联结，以此维护社会稳定、军民团结。

　　在此背景下，由总政文工团推出，蒋华轩、高椿生、王蕴杰联合编导，王中孚主演的中国男子群舞作品《战马嘶鸣》应运而生，其首演于1975年，彼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三年时间，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正如一颗种子，蕴含着中国社会破土重生、变化成长的新契机。一经推出便广受民众欢迎，成为军队形象塑造的经典军旅文艺作品。

　　人马合一：非语言符号的表现魅力

　　作品的故事情节可分为三个阶段：故事开篇，小战士王虎试图驯服战马，战马桀骜不驯，两者在草原上“斗法”，这一时段的音乐节奏紧张急促，舞蹈动作也多以表现驯马过程中的对抗为主，腾空跳跃、大跨等动作较多；第二阶段，正在王虎一筹莫展之时，骑兵连连长给予关怀和鼓励，手把手教小战士驯服烈马，音乐也由开始的急促逐渐舒缓，代表着主人公情绪的变化；第三阶段，在连长和战友的帮助下，小战士终于成功驯服战马，加入骑兵连的日常训练中，战士与战马一起驰骋在草原之上，展现了骑兵连训练生活的风采。这一阶段的音乐逐渐递进至高昂，技巧难度更高。整部作品情节层层递进、生动紧凑，生活气息强，而这与其作品中的舞蹈、配乐、道具等非语言符号密不可分。

　　《战马嘶鸣》的编导之一蒋华轩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兼具专业功底与教学经历，这使他在创作中既能精准把握舞蹈语言的学术性，又能深谙军人的身体逻辑。在动作编排上，创作者将中国古典舞、蒙古族男子舞蹈、山东鼓子秧歌的动作特点与骑兵训练的军事化动作巧妙结合，既通过古典舞的身韵提沉凸显骑兵高昂挺拔的身姿风采，又以民族舞的豪放和大开大合展现骑兵连日常生活训练的热烈气氛。在技巧设计上，创作者将高难度技巧与情节紧密相连。

　　当小战士王虎在连长的帮助下终于成功驯服战马时，采用了托举技巧，小战士王虎以连长的腿作为支撑点，在战友的包围下成功御马。托举表现出官兵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军队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运用了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作品中并未出现真实的战马，全靠演员的动作身姿展现。“无马之马”的背后，是中国传统美学艺术中“虚实结合”的哲学意涵。袁禾教授在论及中国舞蹈美学时指出：“虚与实本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具体到舞蹈中，形成了一整套从观念到创作、从表演到欣赏的美学原则”。当小战士王虎调教烈马时，演员的肢体既是人体之实，又是马匹之虚；既是具象的驯马动作，又是抽象的意志较量，人与马在舞蹈中实现了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统一。

　　此外，配乐与道具也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细节，使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富有表现力。作品打破配乐从属地位的作品创作模式，以声乐结构化推进作品节奏和情感变化：开端音乐急促紧张，契合人马对抗的故事情节；随后连长亮相指导小战士，音乐也随之沉稳变缓；而在小战士成功驯服战马后，舞蹈由独舞过渡到男子群舞，配合锣鼓齐鸣、节奏密集的欢快旋律，渲染驯马成功的欢庆画面。道具也融入作品中，配合配乐、舞蹈，形成三位一体的功能设计。张雍指出：“作为道具的锣鼓具有三层作用——既作为战士用来驯马的道具，也作为舞者用来表演的道具。与此同时，锣鼓自身发出的声音作为一种韵律配合着舞蹈的节奏，也作为一种力量增强着舞蹈的力量。”配乐和道具都超越了在舞蹈作品中的从属地位，以更具功能性的方式参与到作品创作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非语言符号的表达魅力，塑造了极具生活感的官兵日常，作品得以长盛不衰。

　　一马当先：胶片时代塑造集体记忆

　　在互联网尚未诞生的年代，《战马嘶鸣》的传播就像是一场文化播种的盛宴，如果说作品中的非语言符号是撒播的种子，那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就是支撑种子茁壮生长的养料，让作品得以在那个媒介不发达的年代广为流传。

　　马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马奔腾的身姿，象征着自强不息、奔腾进取的精神；马忠诚的性格，象征着忠贞不渝、使命必达的担当，战马作为人们自古以来战场的伙伴，更蕴含着勇武壮烈的家国情怀。选取骑兵连驯马这一极具张力与视觉冲击力的舞蹈题材，生动展现了人民子弟兵在艰苦训练中淬炼出的勇毅果敢、昂扬向上的集体英雄形象，以及官兵之间同甘共苦的深厚战友情谊与革命友爱氛围。这不仅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浪漫主义色彩再现了军营的日常生活，更契合了20世纪70年代人民群众对军旅文化的炽热情怀与崇高向往，成为那个时代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凝聚民族精神的舞台丰碑。

　　彼时正处于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时代的过渡期，文艺作品仍然以胶片放映为主要传播形式。夜幕降临，在某个军营或厂矿的礼堂里，灯光熄灭，放映机开始咔哒作响。一束光投向银幕，十八个身影跃然而出——这不是普通的观影，而是一场仪式。人们坐在一起，共同经历着舞台上的嘶鸣与搏斗，他们的惊叹、紧张与最终的掌声，汇成一股无形的情感洪流。艺术在集体欣赏中升华为一种集体情感的共鸣，并经过时间的沉淀形成对这个时代的共同回忆。

　　有趣的是，胶片并非被动记录，它悄然行使着选择的权力——它决定了后世的人们将以何种视角、何种景别来铭记《战马嘶鸣》。在镜头中定格下来的胶片拷贝，就此定义了经典的面貌。从舞台到胶片，作品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媒介化转身，从一场限时演出，变身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使军艺精神在没有数字媒体的时代，得以广泛流传和保存。

　　白马非马：数字时代的传播智慧

　　关于马，公孙龙子曾有“白马非马”的千古名辩：“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文艺生态剧变，我们既需秉持“白马非马”的破界勇气，以数字思维重构传播范式；亦需坚守“白马亦马”的本体自觉，让技术回归艺术本质，实现共生的新境界。

　　数字时代，“马”是传统舞台艺术的固有边界，“白马”则是技术赋能下的创新形态。我们当以破界精神拥抱变革，让更多的“白马”引领军旅文艺创作，借助AIGC、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经典作品的永恒在场。

　　当然，技术狂欢不能遮蔽艺术本真，数字传播也仍需发挥延伸作用，延伸艺术对于身体的表现力，让数字技术延伸身体表现而非代替身体表现。在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评奖中，由中央民族歌舞团和中央民族大学合作编创、演出的作品《战马》获得金奖。《战马》与《战马嘶鸣》相仿，都将目光聚焦于“人与马”，讲述小战士驯马驰骋草原的故事。两者都以身体代表具体意象，虽然在具体表现选择上有所不同：《战马嘶鸣》借助戏剧的程式化表演，人实马虚；《战马》则以6位演员共同合作模拟马的体态，但两者都始终坚守身体语言之魅力，用舞姿代替语言，这是作品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结语

　　从1975年的舞台到今天的数字云端，《战马嘶鸣》早已超越了一部舞蹈的范畴。它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特定时代文艺生产逻辑的门；它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身体承载美学和塑造经典的脉络。

　　当下，军旅文艺面临着短视频、直播、沉浸式剧场等全新媒介生态。然而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战马嘶鸣》的美学原则依然有效——以身体为媒介，以虚实为语法，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无限的意境。正如袁禾所言：“中国舞蹈是用‘虚实相生’的方式将其时空力的外在形式‘生命化’，使之灵气流动”。这种生命化不仅指向艺术本身，更指向军人精神的永恒传承。

　　当我们今天在短视频里刷到它雷霆万钧的片段时，那瞬间的震撼，与当年礼堂中集体屏息的观众所感受到的，依然血脉相连。经典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能在不同的媒介土壤中，一次又一次地唤醒我们心中对力量、对崇高、对集体精神的深切渴望。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战马嘶鸣》——既嘶鸣于现实的草原，更嘶鸣于民族精神的广袤疆场。

　　(作者：刘婉君 李佩遥  指导老师：周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