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秦人和秦文化的甘肃源流

礼县四角坪遗址出土的云纹瓦当

礼县四角坪遗址

　　特约撰稿人　雍际春

　　在中国历史长河和中华文明的演进中，秦人、秦朝、秦文化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这不仅因为秦朝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重要朝代，而且秦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国家大一统、民族大融合、文化大整合和文明转型均奠基或开端于此。所谓“周秦之变”和“百代都行秦政法”，都是对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追溯秦人、秦朝、秦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其时空源流和文化基因都打上了深深的甘肃烙印。

　　秦人的“前世”与“今生”

　　史称秦人族出东夷，颛顼的苗裔孙女脩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大费协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帝舜赐婚，任朕虞掌管山林川泽并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益”。帝舜又赐姓伯益为嬴氏，其部族迅速发展。后大禹选立伯益为继承人，但大禹死后，伯益反被大禹之子启所杀，其部族也受到排挤打压而被迫迁徙流散，“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夏末时，嬴姓首领费昌“去夏归商”，与商汤结盟灭夏并随商夷联军进入关中。从此嬴氏成为商朝的显贵，“累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商末，在周人实施的翦商行动中，嬴氏作为商朝的坚定同盟者遭到严厉打击，其首领中潏被迫归周，“在西戎，保西垂”。西垂又称西犬丘，即今西汉水上游甘肃礼县一带。与此同时，中潏之子蜚廉逃往嬴氏的故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发动嬴姓诸国响应“三监之乱”反周，被周公镇压。

　　清华简《系年》有明确记载：“飞历(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奄)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李学勤先生考定“邾圄”即为汉代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甘谷县）的“朱圄”。从此，经过这两次西迁，嬴姓之民便在陇右西戎居地定居下来，在整个西周近三百年时间他们在这里艰苦创业，实现了族体形成、受封兴起和建国东进关中三部曲。

　　在漫长的夏商时代，秦人以嬴姓活动于历史舞台，后来的秦人仅仅是嬴姓大家族中的一支。西迁陇右的嬴姓一支才是我们所说的秦人，因此人们常常以“嬴秦”合称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秦人。所以，有学者以“源于东而兴于西”来概括秦人的起源史。就此而言，夏商时代的嬴姓阶段，只是秦人的“前世”，而迁入陇右以后的历史才是秦人的“今生”。就此而言，甘肃才是秦人真正的起源地。

　　从古族到古国、方国

　　中潏西迁陇右，秦人历史进入世系清晰、传承有序和崛起建国的新阶段。从中潏下传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到大骆共七代，正当西周早期，是秦人族体形成的关键时期。西迁陇右的两支嬴氏之民与当地土著西戎部族杂居，可谓寡众悬殊，但他们入乡随俗，与西戎通婚联姻，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交流学习，在和睦相处中既站稳了脚跟，也壮大了自身力量。

　　大骆娶西戎申侯之女为妻，生嫡子成，又生庶子非子。非子善养马，周孝王征召非子在汧渭之间为周王室养马，“马大蕃息”。为了奖励非子养马有功，周孝王欲让非子取代成的大骆继承人位置，但遭到申侯反对，并以更换继承人将破坏“申骆重婚，西戎皆服”和睦局面相威胁。“于是孝王曰：‘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周孝王采取既保留成的继承人位置又封非子为附庸两全其美的措施，是秦人迈入古国开始崛起和拥有“秦”这一族称国号的转折点。从此，秦人在甘肃就有了西犬丘（今甘肃礼县）和秦（今甘肃清水）两大中心居邑，比邻而居，互为奥援，发展加速。

　　非子下传秦侯、公伯、秦仲、庄公，共五代在秦邑致力发展。秦仲时，“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生有五子，长子为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秦人在经受了失地亡君、与西戎由和到战以及由败到胜的生死考验与磨砺之后，终于迎来了建立国家的新机遇。

　　庄公之子襄公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771年），西戎部族的犬戎与申侯联合伐周，杀周幽王于郦山下，西周亡。秦襄公率兵救周，“战甚力”；周平王东迁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秦人由此进入与关东诸侯国并立的方国时代。襄公建国四年后，其子文公继位，文公三年（公元前763年）带兵七百人向东狩猎，一年后达到汧渭之会，并宣布迁都汧渭之会，开启了与六国争雄、一统天下的历史新阶段。

　　秦人在甘肃由古族到古国再到方国的曲折历史进程，是秦人发展史上最为艰辛和波澜壮阔的辉煌画卷，甘肃是秦族、秦国的兴起之地。

　　和西戎、伐西戎与华戎交融

　　西戎是世居甘青高原一带的古老土著部族，部族种落甚多，自有君长，各分散居溪谷，长于畜牧，也兼营农业，西周春秋时期势力最盛，西周的强盛与灭亡，秦人的西迁与兴起，都与西戎息息相关。如西戎申侯就与周人和秦人都有联姻关系，并在双方关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戎灭西犬丘大骆之族和秦仲伐戎，标志着秦与西戎长达二百年之久的和睦关系结束，开始了近五百年相互攻伐和征服融合的漫长历程。

　　从秦仲伐戎开始，建国前后的几代秦君，在接连反击西戎的战争中，由弱势和多次失败逐步强大并取得胜利。秦文公东迁关中，伐戎地至岐，“收周余民有之”；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在邽、冀戎故地设邽、冀二县，这是中国历史上设置最早的县。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由此，秦戎相争由相持局面转向秦人占据主动和优势。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间，秦戎双方发生大小战事数十次，秦人大都取得了胜利，并将战争纳入征服兼并西戎的轨道。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起兵灭义渠。接着修长城，并在西戎故地设陇西、北地、上郡三郡进行管辖。至此，以最为强大的义渠戎被征服为标志，西戎诸部最终被秦人兼并，除少数远遁外，西戎大部在与秦人杂居共处中渐次融合，汇入华夏民族大家庭之中。

　　秦人西迁陇右后，在数百年间长期与西戎交错杂处和交往中，既有和睦相处，也有相互攻伐和兼并征服。在这一过程中，秦人从族体形成到逐步兴起，从联姻受封到建立国家，从东迁关中到称霸西戎，以至完成兼并统一天下，西戎不仅一直深度参与其中，而且最终化干戈为玉帛。双方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中彼此影响吸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融为一体，书写了民族融合的新篇章。秦与西戎的交往交流和交融，除了通婚联姻，还有经济往来互补，文化交流互鉴和征服兼并等多种形式，并以设县（道）置郡进行有效管辖。秦与西戎的融合不仅使秦人国力大增，而且西戎故地陇西、北地、上郡成为秦人稳固的后方和畜牧战马基地，从而与关中、成都平原农业基地共同奠定了秦国完成统一的强大物质基础。

　　秦文化的甘肃基因

　　秦人兴起和建国于甘肃，既有史乘文献记载，更有近四十年来大量重要的秦文化考古遗址为佐证，而且这些遗址丰富的遗存和文化为我们揭示秦人早期历史和文化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82年发掘的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西周春秋时期秦与西戎墓葬遗址，是国内首次发现的秦早期文化遗址，开启了考古实证秦人早期历史的序幕。1994年以来对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和圆顶山春秋秦贵族墓葬的清理发掘，证明了《史记》所载秦人“在西戎，保西垂”，西迁陇右的真实性。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启动的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项目，经过二十年来系统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共发现68处秦早期文化遗址，其中，西汉水流域37处，渭河牛头河流域31处，重点发掘十多处，秦早期文化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如在西汉水流域礼县西山、大堡子山、山坪遗址古城的发现，成为确认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西新邑的重要依据；鸾亭山祭天遗址为探寻西畤遗址提供了线索。在天水渭河流域，甘谷毛家坪遗址秦与西戎墓葬分区并存和子车戈的出土，成为揭示秦戎关系和冀县地望的重要资料；清水县李崖遗址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秦文化遗址，与非子受封秦邑史事相吻合，而具有商式风格的陶器的出土，为秦人“东来说”提供了确证；清水县刘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秦安县王家洼、漳县墩坪等春秋战国时期西戎墓葬遗址，为探寻西戎文化和秦戎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再如天水放马滩战国秦墓木板地图和竹简《日书》的出土，礼县四角坪秦朝大型礼制性建筑的发掘，则是战国以来秦人故里科技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标志。

　　上述各类重要遗址以及大量青铜器、金银器、车马器、兵器、玉器、陶器、玻璃器、料珠和车马等文物，是秦人在甘肃大地兴起发展和文化创造的历史印记和物化见证。秦人本以“调训鸟兽”和善御著称，迁入亦农亦牧的陇右地区，与长于车马射猎的西戎为伍，可谓如鱼得水。他们利用当地优质牧草“秦”（毛谷草），再辅之以盐官池盐（今礼县盐官镇盐井祠）饲养马匹，不但马匹快速繁息，而且膘肥体壮，秦人也因善养马而为周王室所倚重。秦人和西戎墓葬中随葬大量车马乃至豪华车乘与车马器，正是秦与西戎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车马技术高超的反映。池盐还是秦人与西戎商贸交流的重要物资。西汉水流域多产黄金，秦公大墓大量金箔饰片和西戎墓葬大量黄金饰品既是秦人冶金技术高超的表现，也是经由西戎通过中西贸易相互交流互鉴的产物。秦与西戎和睦相处与互相交流学习，在秦文化生成中注入了畜牧文明的文化因子。上述秦人早期文化遗存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西戎墓葬文化遗存，其所展示的文明成就，并不亚于同期的关东诸国，而与传统认为秦人、西戎在甘肃尚处于落后状态大相径庭。

　　秦人归周西迁陇右后，它的兴起和发展又始终与周王室息息相关。西周发达的礼乐文化和物质文明无疑对于求生存、致力于自身发展的秦人有巨大吸引力和感召力。非子为附庸，秦仲为大夫，庄公为西垂大夫和襄公获封诸侯，秦人首领的每一次受封无不是接受和践行周礼的文化洗礼。秦人也须按照周礼制度改造其固有的部族制度以适应发展和建立国家的需要。《毛诗序》云：“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这车马礼乐既是秦人致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秦人吸收学习周礼乐文化的实际反映。无论是典章制度，包括文字、文学、艺术、建筑、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秦人广泛学习周人的制度文化和技术以壮大自己。这正是秦人在与西戎为伍中能够快速崛起脱颖而出的优势所在。例如传世和发现的不其簋、秦公簋、秦公鼎、秦公钟、秦子鎛等青铜器，无论铸造技术还是器型、纹饰、文字，乃至器物组合与器用制度，具有明显的“周式化”风格。当然，秦人对周文化的学习并非全盘照搬，食而不化，也非一味模仿，简单移植，而是在学习中有所发展，吸纳中有所扬弃，继承中有所创新。

　　秦人立足甘肃大地优越的资源条件和人文环境，不仅拥有发达的畜牧业和食盐生产、黄金开采与铸造技术，而且西犬丘也成为秦人重要手工业中心，秦“西盐”“西采金印”封泥和青铜兵器“西工”铭文等昭示秦国故都西县曾长期是秦国金属冶炼和铸造基地。西县又是秦人的一大祭祀中心，“有数十祠”，襄公建国时，“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首开秦汉设五畤祭祀黄帝、白帝、青帝、炎帝和黑帝五方天帝的先河，并成为重要的国家祭典。秦人的宗教信仰还包括名山大川祭祀、祖先祭祀和各种杂祀，形成了以天神信仰和祖先信仰为核心，辅之以名山大川等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的信仰祭祀礼仪体系。在丧葬习俗上秦人墓葬在承袭商周遗风的同时，又具有屈肢葬、西首墓等特点，而秦人上层流行直肢葬，下层盛行屈肢葬葬仪，则是兼采商周和西戎葬俗的反映。《诗经·秦风》十首诗歌中，就有《车鄰》《驷驖》《小戎》《蒹葭》《终南》五首成诗于甘肃。这几首诗多以描写车马田狩之事为主，而《小戎》一首则属战歌，这些诗歌正是秦人在陇原大地车马射猎和习武教战生活的生动反映，洋溢着勇毅尚武的英雄气概。

　　不难看出，秦人根植于陇原大地而创造的秦文化，是在自身传统基础上，选择性吸收周文化和西戎文化并加以融通的复合型文化，是统摄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而创新升华的结晶。因而，这一文化具有开放兼容、功利进取、尚武强悍、质朴实用的鲜明特点。这一文化生成于秦人在陇右与西戎和睦相处、相互交流学习包括相互攻伐和与周人利益攸关而日益密切的交往过程中，多灾多难、大起大落的早期经历激发出秦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崛起强大的心理渴求，险恶的生存环境激励出秦人百折不挠不断进取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与西戎旷日持久的攻伐交战磨砺出秦人尚武勇猛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这种精神力量和意志品格赋予秦文化旺盛的生命活力，助推秦文化海纳百川与时俱进而成为强势文化，并成为融入秦人、秦文化血脉的精神基因。秦人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最终后来一统华夏，其奥秘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秦人形成于甘肃，兴起于甘肃，秦国建立于甘肃，秦文化生成于甘肃，甘肃是秦人、秦国、秦文化的发祥地。秦文化形成之际，也是甘肃地域文化生成之时。秦文化的优势特点亦为古代陇人所传承，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