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 贴切是创作时唯一雄心

　　李修文： 贴切是创作时唯一雄心

　　□本报记者 杨雅莲 实习生 关启睿

　　读《致江东父老》，就像和记忆中熟悉的老友重逢，抑或再次经历一件件往事。这种记忆，也许很容易记起却又很容易被遗忘在某个角落，但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淡忘，反而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愈加清晰，它更像是流淌的小溪，先有波涛汹涌般的震动，后是缠绵悱恻的追忆。

　　创作《致江东父老》时，李修文运用了戏剧、电影、音乐、小说等元素及多种文体，为散文注入全新可能。李修文的《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然而《山河袈裟》之后，李修文花了很长时间来想“写什么和怎么写”，最终，他决定重回楚文学的源头。“我下意识的念头是，要写一种有中国之气的文章，也许，这些文章在今天更适合放置在‘散文’这个篮子里。另外，创新不是写作的迫切需求，贴切才是，所以，接下来不管写什么，建立一个贴切的美学世界才是最重要的。”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李修文说。

　　谈及书中的人物及故事，李修文认为，一切都是命运使然，生活和写作是互相袒露、互相印证的，忠诚于自己的遭遇，才能进而召唤一种忠诚于遭遇的个人美学。书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正是芸芸众生的缩影。李修文没有以旁观者的身份跳出，而是用心去打磨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共鸣——仿佛书中的人物就是自己身边的某位朋友甚至是某一阶段的自己，小说通过不断地向命运抗争经历，给人以振奋的力量。

　　李修文告诉记者，《致江东父老》的写作时间和《山河袈裟》一样，持续了差不多10年之久，“贴切”是他在写作这本书时唯一的雄心。但是，为了尽可能地贴切，几乎每写一篇小说，都会花费他很多精力去思考其表现形式，比如《猿与鹤》里不断转换的叙述视角，又比如《我亦逢场作戏人》里的说书人视角，这都是创作时最大的难度。

　　在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洱看来，李修文的《致江东父老》将中国文学中热烈、苍凉、悲怆的抒情气质，表现得特别充分，作者通过“江东父老”这个词，通过地域的文化感受，和历史建立一个通道，重建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李修文的写作，为散文这种文体开创了新的方向”。

　　“今天有太多散文在讲风花雪月，但《致江东父老》里，写的是戈壁滩、甘蔗林、苹果树、敦煌、沙漠，是民间艺人、退伍士兵、过气演员，是大山大河、人间百态，和无数的人和远方在一起，这才是真正散文的气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致江东父老》写到人心深处、写到民间深处，是一部试图重建中国散文的高度、深度和温度的书。

　　近年来，散文成为读者阅读的一大热点。李修文却认为，散文这个文体概念，也存在诸多被冒犯的可能，比如那些成为热点的鸡汤散文，是最应警惕的。“散文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主体性是什么？我们又有哪些可能的方法和路径来解决？那些关于散文的套路、说辞，是否有可能被作者通过创造来完成检讨……”对此，李修文特别希望更多地出现一些不那么热点但却切实地在对散文本身的探讨、实验的作品，“我认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多关注此类问题可能比关注热点散文更具意义”。

　　文学创作之余，李修文亦涉足影视创作，他曾担任电视剧《十送红军》编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监制。对此李修文坦言，编剧、影视监制的身份，对自己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比如，不再害怕在写作之前对他人讲述要写的故事，因为涉足影视必须要有给任何人讲故事的本事。“影视行业的从业经历极大扩充了我的生活疆域，使我将一己之见和阔大山河与无边草木建立了最真切的、命运基础之上的联系，这种联系重新塑造了我。”李修文说。

　　谈及未来的创作计划，李修文告诉记者，原本打算完成一部小说集和一部散文集，但是最近他由于接受一部电视剧的邀约，个人创作计划不得不随之稍作调整，“不过我最近写小说的热情特别高涨，愿望也极其迫切，现在看来，至少能完成小说集的大部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