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礼马衔山】阆风苑——西部远古人类活动场域的文化书写

【专题】巡礼马衔山玉文化与文学融合发展考察活动

阆风苑：西部远古人类活动场域的文化书写

朱忠元

　　书写遥不可及难以实证的原始文化似乎是冯玉雷的爱好，对西部远古文化进行基于文献和实物基础上的想象性、形象性书写是其多年一直坚持的工作，十分执著。

　　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认为“蒙昧社会”已知用火、用弓。“低级野蛮社会”从知道制陶开始，“中级野蛮社会”自知道用土石建筑及知畜养动物（东半球）、知道种植物（西半球）开始，“高级野蛮社会”自知晓制铁器开始。这一分类似乎没有提到玉作为标志的时代。而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在中国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有一个其他文明所无的玉器时代。这个时代很是吸引人的想象，如何将这个时代的生活场景给予展现，《山海经》等中国古籍已有自己的阐说，冯玉雷凭借自己的对西部文化的热爱，对玉石为代表的上古文化的熟知，以及建立在相应学术储备的长期准备，凭借自己超人的想象力和精妙的表现力，着力营造了一个与此前敦煌文化相去甚远的文化空间——阆风苑，对昆仑文化进行基于自己想象和理解基础上的艺术阐释和还原。

　　阆风苑是其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禹王书》中营造的文化空间，这是一个禹王时代人类活动的场域，是对远古时代中国西部人类活动场域的文化历史还原和描述。阆苑，阆风之苑的简称，古称昆仑山上有三处胜境，其中第二处名阆风，亦即玄圃。该名称或者文化意象较早地出现在《离骚》中：“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王逸注云：“阆风，山名，在昆仑之上。”后世之人便以阆苑为仙人之所居，游阆苑瑶台成为许多人的成仙美梦，此后文人诗词多有述及但只停留在文化符号方面，并无具体的描绘，没有形成具体可感、活生生的文化空间，这正如“桃花源”意象，如果没有一篇详尽而有文采的《桃花源记》，就不会流传久远，传播广泛。

　　作为有别于蓬莱的文化代表，阆风苑是中国本土文化囿分东西的“西”文化派系，历史上人们对其多有想象。马致远杂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一折〔红绣鞋〕中任屠告诉妻子，他还没有修成证果，既没去阆苑，也没游瑶台。李好古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第二折【梁州第七】“看那缥渺间十洲三岛，微茫处阆苑蓬莱。”意谓没有修成正果不敢去瑶台，而且瑶台在微茫处，不易也不可企及。《红楼梦》中“枉凝眉”一词中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之句，“阆苑仙葩”意指仙界的花草，阆苑是指仙界。可见阆苑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并带有神秘意义的，人人向往的文化空间，冯玉雷竟敢涉足这一文化意象空间，并对该文化空间中的人类活动进行艺术真实层级的描写，真可谓艺高人胆大！

　　在小说中，我们从文命的嘴里知道，他是伴随着母亲“从扶桑到轩辕丘，从轩辕丘到神山，之后又到达很多很多地方，最后才落脚阆风苑”的，根据作者的描写，羊群、城墙、石堆、丘陵、沟壑、草树等是构成阆风苑的元素；从脩己的口里，我们知道“阆风苑紧傍黄河，在帝都与昆仑雪山之间，气韵饱满，格调宏大”；这里是一个众趋而至的地方，“雒都谷、宗日、西海、大都麻等昆仑山、祁连山部落长亲自驱赶羊群驮着美玉、大麦、小麦和青稞，避开瘟疫发生地，来到达阆风苑。”

　　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小说中的阆风苑有众多的文化层面：

　　这里生活着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脩己、羲和、常羲、嫘祖、蚩尤、仓颉、少昊、轩辕、黄帝、山羌、重华、华胥、有“头发蓬松，顶戴玉胜，上身披虎皮褂，下身围豹皮裙”的牧羊女，还有“落地时身高两尺”的“禹”，生活在这里的嫘祖可以“用光线般精细而有弹性的蚕丝织出衣服”。

　　这里有各种仪式：这里举办的“桑果节”成为人们聚会的机缘，这里经常举行神圣的祈雨仪式。比如祈雨仪式，“仪式中要用大汶口背壶从黄河中取净水，通过大汶口禽鸟形象三足陶鬶注满钵型鼎、高柄杯、镂孔豆、彩陶豆，然后供奉到庙宇。脩己乘人不备，钻进大腹背壶中，谨慎潜水，被抬进庙宇。”然而在祈雨仪式中，“脩己从背壶中爬出，拿起玉圭模仿黄帝表演。很快被人发现。这是严重亵渎神灵事件。可是，脩己身份特殊，不能惩罚。陶工根据大臣动议，烧制九个陶脩己，举行庄严仪式后砍掉头颅。”在这段关于仪式的描写中，出现了众多的器皿，出现了用“俑”代人承受惩罚的仪式，中国文化中“始作俑者”代替人牲、人殉的文化事实在这里得到了化用。此外，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化仪式通过形象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人物活动得到了艺术呈现。

　　这里有文明的标识，“规定统一LOGO《鹳鱼玉斧》。图案内容要求具备以下要素：右边须画装有木柄的竖立玉斧，斧头孔眼、符号及紧缠绳子都必须用真实、细致的黑线条勾勒出来；左边须画圆眸、长喙、健美的水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后倾，衔着一条大鱼，面对竖立的玉斧……”

　　这里有“白玉谷圭和两串由玉蝉、玉蚕、玉珠及天青石、玛瑙石、绿松石、煤精、蓝宝石、琉璃、象牙珠组成的项链”，“像玉圭，边缘线是黄河流淌的样子。左面是舞蹈的龙，右面是蹲着的熊，图案出自天然”的耒锤；这里可以听到“行云流水般的切磋声和钻磨声在阆风苑回荡”，这里的“切磋声和钻磨声被陶瓮充满放大扩散，音质浑厚饱满，像大河奔腾”，

　　这里使用着诸如陶瓮、陶鬲、陶盉、陶豆之类的器具；这里的铜镜有太阳纹、方唇框沿、光芒纹、叶脉纹、八角星纹，且遍地都是，这里的石头上刻着“钺”“王”形等等图案……

　　这里响动着七弦琴、玉磬、骨笛、陶玲、陶哨、陶埙、石磬等乐器的声音，“陶埙并不鲜见，用大型禽鸟肢骨制作的骨哨也比较常见，用大鹏、丹顶鹤、雄鹰翅骨制成的两孔、五孔、六孔骨笛就非常稀罕了。而西王母制作的三青鸟七孔骨笛，一雌一雄，更是传世绝品！您丢失的那支骨笛是雌笛，音色高亢嘹亮；这把雄笛则低沉浑厚。它有两个八度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声音能够穿越时空，到达您牵肠挂肚的孩子。”“石磬就会变成玉磬，质地和音色随之沉雄如山，灵动似水，深厚宽广，意蕴无穷”，“磬声还会飞出阆风苑，飞向黄河两岸及其支流间生活的大小部落。若磬声纯洁无暇，典雅有礼，必会感染他们，那么，越来越多的部落就制作石磬，应和您，追随您；磬声如同天池中的涟漪，向四周扩散。于是，石磬就从特磬变为气势雄浑的编磬！”作者对石磬、玉磬的产生及作用的精彩解读，可以看作对艺术原理的艺术解读。而且“阆风苑用‘黄河磬’主导的雅乐迎接贤人”，乐已经从乐己的层面进入到乐人的层面，甚至进入了礼的层面，成为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入日常生活。“禹用耒锤敲击七声‘黄河磬’，让铿锵清丽的乐音伴随太阳升起，黄昏，禹用耒锤敲击七声‘黄河磬’，让浑厚沉雄的乐音伴随太阳落下。”《禹王书》中的“黄河磬”与《肚皮鼓》中的“肚皮鼓”具有一样的象征意义和作用。诚如文中所言“肢体、歌舞、玉器、羊肉、食物、配饰、纹饰、葛布、氆氇、陶器、铜器、骨器、石器、石磬等元素都成为娱乐沟通的桥梁。”从作者的一些重要的判断可以看出，作者并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将文化故事化，是在文化性的讲故事，并做出精彩的深邃的文化判断，比如涉及到对文字神圣性的认识时，作者说“羌人的羊世世代代沐浴有玉性的阳光和空气，喝有玉性的雪水，吃有玉性的青草，在它们眼里，刻在石头上的那些文字、纹饰与青草、雪水、阳光、空气一样，都是滋养灵魂与身体的粮食。”“这种文字就连天上众神都羡慕，如果华夷所有部落能真正传扬这些文字所蕴含的深刻智慧，必将成为苍穹之下最幸福的民族！”

　　这里有对三月三奔者不禁风俗，也发生过仓颉造字等文化事件。文本关于仓颉造字文化事件的叙述颇具神话色彩，小说中通灵入心的音乐给予仓颉造字的神圣性以精彩的配合，“仓颉造字乃是天地人神共同关注的伟大工程，必须伴以离磬合奏之雅乐！”小说还叙写了文字被羊吃了的故事，叙写了禹打捞文字、“寻找啃噬文字的羊群”的故事。在笔者看来，打捞文字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文化寻根，是一次对文字生成的回溯，“禹决定以四重证据为支撑，打捞失落文字”，与仓颉造字伴随着磬声不同，这次禹打捞文字的活动伴随着鼓声：“第一声刚刚响起，禹怀疑这是幻觉或期待中的鼓声，同时迅速果断，将目光投向雪山，而将记忆放置在仓颉叙述的许多史实上……第二波鼓声像碌碡，从深沉地腹滚滚而来。禹意外想起脩己打捞铜鼎的历史事实。……陶醉在欣喜中的禹又听到第三波鼓声。他将仓颉对无数图像解读作为参照。……第四波鼓声像雄鹰那样从诸峰之顶滑翔飞来。禹要用脩己的口传资料作为参照物。”这引文中的“……”是被精彩的文字填充的，其间包含丰富的历史知识、精彩的故事甚至颇具质感的生活，而且是基于史料基础的历史重述，而历史的事实被作为四重证据方法的佐证，也可以说作者是通过禹打捞文字的故事演绎为四重证据法彰目、招魂。禹使用了四重证据法之后，出现了奇迹般的效果：“禹果然看到日、月、玉、人、山、雨、火、鱼、水、虎、鹿、牛、土、禾、羊、山、火、马等字在石头上闪闪发光。鼓声有条不紊，韵味饱满。每粒文字都随着鼓声以舞蹈般优美韵律跳跃，变奏。禹惊喜地发现鼓声与自己心有灵犀，对内心泛起的细微涟漪都能及时捕捉，心领神会，并且天衣无缝地配合他观摩。”鼓声不断，意象不断，文字形成是一个神圣而一个意象丛生的过程，是一个灵光显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多重证据交织的过程。如果说“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是对文字产生后影响效果的表述，那么冯玉雷的精彩描写则是对文字产生过程的神奇想象。这段精彩的描写思想性、意象性、情感性交织，鼓声、磬、羊、人等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文字的创造，“大家都是神圣造字仪程中的一部分”，羊也以自己独特方式参与文字纯化这一崇高而又神圣的事业。有了冯玉雷的小说，关于文字的产生应该会多一种阐述。

　　从以上这些精彩的重述或者说充满想象的描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小说的精髓：写文化的小说必须文化地写才能地道。《禹王书》这部小说以上古历史为叙述对象，在阆风苑文化空间的营造中重述历史，虽然有神话的成分但很生活，作者将这种生活基于现存文物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并用想象性的方式加以勾联，使之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应该视作文化小说对小说文化贡献的重要模板之一。

　　注：本文根据《丝绸之路》2019年第3期发表的《在文化空间的营构中艺术地还原文化》一文改写。

　　作者简介：

　　朱忠元,兰州城市学院《甘肃高师学报》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三级教授，甘肃农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兼职硕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美学研究和当代戏剧评论，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C刊13篇。出版专著三部，成果获甘肃省第十二、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十五届二等奖。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36）子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