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西北简牍：千年文明的发掘与传承

　　原标题：【溯源甘肃】西北简牍 千年文明的发掘与传承

敦煌悬泉置遗址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武威《仪礼简》

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

居延汉简 《相利善剑册》

居延汉简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

　　特约撰稿人 张德芳

　　中国的竹木简牍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发现，但近代以来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却在西北。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和英国人斯坦因分别在楼兰及尼雅发现汉晋木简，揭开了近代以来西北简牍发现的历史，至今已有120多年。其发现、整理、研究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1世纪的25年为第三阶段。

　　一

　　第一阶段主要以外国探险家、考察家为主；中国学者也在罗布泊、敦煌小方盘城附近、玉门关附近发现了汉简。

　　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1901年3月在楼兰发现120枚汉文简牍和35张汉文纸文书。经过德国汉学家孔好古整理，于1920年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第一次考察，在1900年至1901年期间，活动范围主要在新疆和田地区，所获文物1500多件，其中汉文简牍40多枚，佉卢文木牍524枚。1907年出版《古代和田》一书，将法国学者沙畹整理的《在丹丹乌里克、尼雅和安迪尔遗址中出土的汉文文书》附在书后，成为最早的整理成果。

　　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是在1906年到1908年。从喀什到和田，经尼雅到楼兰，再到敦煌，先在汉塞烽燧一路发掘，掘获了大量汉代简牍。后又在敦煌莫高窟骗走藏经洞文书11600多件。他的考察结果，一是纪实报告《中国沙漠中的遗址》；二是详尽的科考报告《塞林提亚——在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的详细报告》；三是出土的汉文文书，交法国学者沙畹整理，并于1913年在牛津大学出版了《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公布了斯氏此次在新疆和敦煌等地出土的各类汉文文书991件，其中有敦煌汉简704枚。

　　斯坦因第三次考察，在1913年至1915年间。仍然是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从西向东，经米兰、楼兰，再到敦煌。而后沿着汉塞烽燧东进，经瓜州、酒泉、黑城、张掖等地考察发掘。1931年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公布了斯坦因第三次考察在敦煌、酒泉所获汉简的照片和释文，使国内学术界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汉简的资料。

　　除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外，还有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09年在楼兰发现了简纸文书。1912年，桔瑞超出版的书籍介绍了他发现“李柏文书”的经过。1915年，大谷光瑞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收录各类文物690多件，其中有楼兰发现的晋简4枚和纸文书39件。木简有“泰始五年六月廿七日”的纪年。

　　1927年至1935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外合作科考活动。其中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1930年至1931年间发现了10000多枚居延汉简，中方团员黄文弼在罗布泊土垠遗址发现91枚西域汉简。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4年又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

　　1944年，夏鼐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于当年年底在敦煌小方盘城以北的汉代烽燧中发掘汉简49枚。整理释读后写成《新获之敦煌汉简》，发表在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上。

　　黄文弼先生《罗布淖尔考古记》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也于1948年出版，其中专章考释了他在土垠遗址发现的71枚汉简，使学界首次看到了楼兰汉简的情况。

　　至于敦煌驻军周炳南在玉门关附近所获之17枚汉简，为安全起见，周氏将之依其形状镂槽镶嵌在一块木板上。最早释读周氏汉简者，应是甘肃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张维（字鸿汀）。

　　二

　　第二阶段，1949年以后至2000年的半个世纪里，各类各时代竹木简牍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被发现出来。西北地区除发现大量汉简外，还发现了放马滩秦简。

　　天水放马滩秦简，1986年6月出土于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中。总共461简，包括《日书》甲种73简，《日书》乙种381简，《志怪故事》（也称《墓主记》和《丹》篇）7简。主要涉及古代历法、吉凶宜忌、占卜等方面的知识，涵盖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占卜、迷信等众多领域，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数据。

　　20世纪后半个世纪里出土的西北汉简，从出土地点看，敦煌地区有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以及历年在敦煌各地出土之零星汉简；居延地区有《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和《地湾汉简》；武威地区有《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其他地区出土之汉简有甘谷汉简和青海上孙家寨汉简等。

　　敦煌马圈湾汉简，1979年出土于甘肃敦煌西北95公里处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简牍1217枚，其中木简1201枚、竹简16枚。形制有简、牍、觚、封检、削衣等。最早的纪年简为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最晚为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

　　悬泉汉简，1990年至1992年出自甘肃省敦煌市悬泉置遗址。出土有字木简23000余枚，经整理者18000余枚。最早的纪年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内容主要是邮驿交通、西域与外交、律令行政、经济与军事、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

　　玉门关汉简主要出土于敦煌小方盘城周围。早在1949年以前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探险和夏鼐、阎文儒等人来敦煌考察时，都曾在小方盘城周围出土过汉简。但这里介绍的“玉门关汉简”主要是1998年为配合小方盘城的加固维修，敦煌市博物馆在对其周围小范围发掘时发现的381枚汉简。就其内容和性质，都是全部敦煌汉简的一部分。

　　居延新简和肩水金关汉简，1972—1974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甲渠候官遗址及甘肃金塔县境内的肩水金关遗址。甘肃文物工作队先后发掘了位于其中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土汉简7933枚，甲渠候官第四燧，出土汉简262枚，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10800枚。

　　地湾汉简于1986年9、10月间出土于甘肃金塔县东北110公里的额济纳河东岸的地湾遗址，出土汉简778枚。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曾在此地发现汉简2383枚，前后一共出土汉简3160多枚，是居延汉简出土的一个重要地点。最早的纪年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最晚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简文的内容印证了西汉昭宣至新莽时期，朝廷对河西地区稳定而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设防。

　　武威汉简包括《仪礼简》《王杖十简》《王杖诏令册》和《医药简》。武威《仪礼简》总共469枚，根据材质、尺寸和内容，分为甲、乙、丙三个版本。

　　《王杖诏令册》是1981年由民间上交的文物，出土地点也在磨嘴子汉墓。总共27枚汉简。缺了一枚，现存26枚。同《王杖十简》一起，记载了汉代的养老制度。

　　武威《医药简》1972年发现于武威旱滩坡，有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包括各科方剂30多个和各类药物近百种，是祖国中医药史上的重要典籍。

　　其他地区出土的汉简有甘谷汉简和青海上孙寨汉简。甘谷汉简于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渭阳公社十字道大队村北刘家屲汉墓，木简23枚，时代在东汉桓帝延熹元、二年间（公元158年—公元159年），内容是宗正府卿刘柜上奏皇帝的奏章，涉及维护刘姓宗室特权的事务，对研究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有重要意义。

　　青海上孙家寨汉简于1978年7月出自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中。总共400余枚，但较为完整或基本完整者240多枚。包括军法军令、军队编制与标识、当时的操典和阵法、兵书佚文、功爵与赏赐。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献价值。

　　三

　　第三阶段即2000年以后，发掘出土的西北简牍主要有1999年至2002年出土的《额济纳汉简》、2008年出土的永昌水泉子汉简和2010年出土的临泽黄家湾晋简。

　　21世纪的25年里，围绕简牍的主要工作是对上世纪出土的简牍进行全面整理和高质量出版。还有一项工程是对大英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简的整理。第三项标志性的工程是2013年至2020年间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第四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是对未曾整理发表的西北汉简，加快整理，集中发表。第五项重要成果是我国台湾省台北有关研究机构从2014年至2017年，陆续出版了重新扫描整理的《居延汉简》1—4卷。海峡两岸珠联璧合，使居延汉简的整理，从释文到排版印制都达到了新水平。让人十分欣喜的是，有许多断简残编居然可以在台北的居延汉简和大陆的居延新简中得到连缀和复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34个省区市中有22个出土过简牍，总数有26万多枚。从出土简牍的时代看，战国楚简有18000枚左右，秦简有45000枚左右，汉简有120000枚左右，三国吴简和魏晋简有80000枚左右。其中，最早的为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时间在公元前433年左右，最晚为新疆楼兰出土的前凉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的木简，前后跨越战国、秦、汉、魏晋等800年左右。西北是汉简的故乡，甘肃是名副其实的汉简大省。所出汉简70000枚左右，占全国出土汉简的58%以上。

　　从整体看，西北出土简牍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发现早，研究历史长，研究成果多。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而其他各省区市出土的简牍，都在1949年以后。二是特定的历史原因，楼兰、尼雅晋简和敦煌、居延汉简一出土，就成为国际汉学界关注的对象，一开始就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三是西北简牍的发现历史经过了清末民初、抗战时期和新中国的各个时期，留下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沧桑。四是就收藏地点看，虽然1949年以后出土的西北简牍尤其是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大都收藏在甘肃，但1949年以前出土的简牍，则分别收藏在台北、英国和瑞典。一方面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成了世界多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五是罗振玉、王国维1914年正式出版的《流沙坠简》被看作中国简牍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敦煌汉简的，因此甘肃可谓中国简牍学的发轫之地。六是西北出土的汉晋简牍是两汉丝绸之路的源文件，是记录“一带一路”的最早文献，本身就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产物。七是西北出土简牍中关于当地山川、河流、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的记载，反映了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特色和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这是所有出土简牍中独一无二的要素。八是西北出土的简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多民族交流融合的生动画面。中原的汉族、北方的匈奴、西南的羌族以及游走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和西域地区的各个民族，其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形成了西北出土简牍的独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