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国译者翻译刘震云新作，我们如何撬动国际出版圈？

　　在今年6月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做了一个在很多出版人看来有点“反常规”的选择。

　　英文新书即将面世，我们没有急着推向市场，反而先办了一场全球文学翻译奖。翻译奖的参赛作品样张来自刘震云的新长篇小说《咸的玩笑》，但这不是一场由我们单方主办的活动，而是一次联合了国际文学翻译平台纸托邦（Paper Republic）共同开展的“盲选”。

　　最后的结果震撼了我们。

　　英国星格文化CEO刘晓爽（右）与作家刘震云在翻译奖活动现场

　　短短两个月的征稿期，我们收到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份投稿。评委团（英国著名译者韩斌、爱丁堡大学汉学专家狄星、英国亚裔作家诗人林蕊请）在完全看不到参赛者姓名、国籍、背景的情况下，只凭译文本身来评审。当他们“揭盲”的那一刻，一幅完全意想不到的全球译者群像浮现出来。

　　我在想，这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

　　被打破的传统路径

　　在我从事国际出版工作的十多年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基本是固定的：国内作品获奖，官方支持版权输出，寻找西方汉学家翻译，最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条路有用，但也显得有些单向和缓慢。

　　但2026年的情况不同了。今年8月，麦家的作品作品即将进入企鹅经典

　　（Penguin Classics）再版。这个信号很清楚：中国当代文学不再只是“地域文化标本”，而是被视为全球文学的一部分。同时，西方年轻读者对东亚文化的兴趣爆发式增长——从日韩小说到中国网文、游戏，从潮玩品牌到文学作品。国际出版界的大门打开了。

　　问题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我发现，传统的版权输出模式早就不够用了。一本书能否在海外成功，关键不再是“有没有好的翻译”，而是“能不能在推向世界之前，就在国际出版社群中建立起专业的期待”。这就是我们决定办这场翻译奖的缘由。

　　从地图上看全球译者

　　当评委们揭开这些匿名编号背后的“盲盒”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极其多元的地理分布图：伦敦、牛津、剑桥、爱丁堡，当然有来自这些欧洲传统学术重镇的译者；同时也有来自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五个州的翻译力量；最让人惊喜的，是克罗地亚、波兰、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都出现了高水平的投稿。

　　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一等奖得主陆剑（Jenny Lu）住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读着翻译学博士，同时还在做商业本地化

　　工作。这意味着她既受过学术训练，又懂市场。荣获二等奖的席雅琪在英国华威大学做翻译学研究员，能在古老文化概念和现代英语俚语之间自由切换。并列获奖者吴钩（Alexis Wu）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从事历史语言学和东亚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现居英国伦敦，是那种在中英双语社交媒体里游刃有余的“GenZ一代”译者。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全球范围内，有一批新生代译者正在崛起，他们既懂中文的微妙之处，又理解当代英语读者的审美。他们在等待机会。

　　一个词的七种生命

　　翻译《咸的玩笑》有多难？光看一句话就知道。

　　书的扉页有这样一句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要传达的是人类普遍的孤独、沟通的困难、现代生活的压力。它要在英文里活起来，需要译者真的理解这种感觉。

　　七位入选名单的译者给了完全不同的答案。有人很克制：“In every city, on every street, each person walking carried some wound inside them. They'd all had it hard.”（陆剑）——用了最日常的英文，却传递了最深的悲悯。有人很抒情：“Everywhere, on every street, people bore scars of their own. What a life this is, for all of us.”（席雅琪）——最后一句像是一声叹气，拉近了距离。有人很俏皮：“No-one has truly had it easy.”（吴钩）——用了一点冷幽默，特别符合这部书的气质。还有人很古典，很有现代感，很有英国视角……

　　同一句话，七种不同的灵魂。评审团主席韩斌跟我说，最打动他们的其实不是最“准确”的翻译，而是那些能让文本本身就闪闪发光的译文。“你能感受到，这些译者真的进入了刘震云的世界。”她说。

　　但更有意思的，是细节。

　　比如“口粮酒”这个词。这是中文里特别地道的东西——老百姓自己喝的、便宜但必需的酒。要把这种“小人物的精打细算和无奈”翻成英文，谈何容易。

　　有人直译为“daily grain liquor”，有点硬；有人试着加概念“ration liquor”，突然有了贫穷的重量；有人干脆用英式俚语“daily drop”（席雅琪），一下子变成了酒馆里的自嘲，英国人马上就能理解；还有人用很有现代感的表达“liquid rations”，像是某种黑色幽默文学里的东西。

　　我看这些版本的时候在想，翻译其实就是译者在用英文思考。什么时候该保留中文的韵味，什么时候该让英文自然呼吸，什么时候可以大胆改写，什么时候要保持克制——这些都是选择，都需要深度的理解。

　　评委们对席雅琪这个选择特别有感触。狄星说，这个译文无论是和原文对照，还是作为独立的英文作品来读，都很出色。“我们喜欢它的流动感和节奏感。”她说，“古文、日常、哲学思考，都很自然地共存。”

　　国际出版在听什么

　　这场翻译奖其实反映了国际出版界的一个深层变化。

　　现在各地出版社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但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信号：全球读者对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学的渴求反而增长了——那就是真正对人生有深刻观察、能触及全球情感共性的作品。换句话说，市场在变小，但品位在升级。出版社不再盲目求量，而是在问：这部作品是否足够深刻？能否真正触动我的读者？这改变了一切。

　　翻译不再是事后的装饰，而是前置的、战略性的决策。因为一部作品能否成功，现在取决于它能否在国际文学社群中建立起信誉——而这信誉来自什么？来自它被认真对待的程度。

　　这就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奖项。传统的做法是“我有一本好书，找一个好译者，出版社决定要不要买版权”，新的思路是“我有一本好书，在正式推向世界之前，我先在国际出版社群中建立起对这部作品的专业期待”。我让海外的编辑、出版人甚至读者，都能看到这部作品有多少深度、多少可能性。

　　在BIBF现场刘震云《咸的玩笑》主题展览中，我们把这七位译者的翻译细节、对比、创作故事都展示出来。文学奖获奖者陆剑说：“文学翻译往往隐于书后，能看到这项工作被看见、被赞美，让我很感动。”

　　海外的出版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好的中文作品，而是一个国际化的、有温度的、经过全球顶级译者“检验”过的文学事件。

　　这改变了对话方式。他们不是在问“要不要买版权”，而是在问“我怎么参与这个故事”。

　　“长期主义”和一个旧梦

　　说起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起了我的外公董秋斯。

　　他是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翻译家，最早把狄更斯、弗洛伊德、托尔斯泰介绍到中国的一代人。他借着微弱的灯火，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大卫·科波菲尔》。

　　到我这一代，任务换了方向。外公他们那代人把西方文化引入中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把当代中国的声音带向世界。但我们不仅仅是“带出去”，而是要有温度、有策略、有长期的思考。

　　这个翻译奖，其实是在建立一个“国际文学共同体”。这100多位来自14个国家的译者，他们不仅在参加一场比赛，还在成为中国文学在全球的声音。他们中有人会在大学教书，有人会在出版社工作，有人会写书评，有人会继续翻译更多中文作品。他们就是未来。

　　这和传统的版权输出完全不同，这是在建立一个生态。

　　从我外公时代的《大卫·科波菲尔》，到2026年全球百位译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回应，整整过去了80年。这个故事还会继续，也应该继续。

　　办完这场活动，我收到来自全球各地译者的邮件与社交媒体信息。有人说“感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有人说“我特别想继续翻译中文文学”，有人说“这让我重新思考翻译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中国文学其实完全具备全球传播的潜力。问题从来不是内容，而是对话的方式。我们需要打破过去那种单向的“输出”思维，转向真正的交流——平等地、持久地、用国际出版界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去对话。

　　未来，我希望这个奖项能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开放平台，每年在BIBF揭晓。我们不仅是要选出最好的译者，还要逐渐建立起一个国际的、专业的、真正热爱中文文学的译者社群。

　　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用心创作、扎根于中国土壤的作品，能被世界听见、被记住、被深深传颂。

　　这是职业，也是浪漫。

　　（本文作者为英国星格文化有限公司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