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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学者书房的大门

2024-02-20 09:00 来源:解放日报

  你喜欢在哪里读书?在家中开辟一个房间或一个角落,打造成浸润墨香的书房,或许是每个人都渴望的桃花源。

  人们在书房里阅读、思考;在书本间、在柜架上,安置生活、探索世界。在这方小小天地,可以度过广阔的人生,也可以看见智者的世界。

  本文摘自《坐拥书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学者们的书房与精神天地。

   戴锦华

  混沌开天地

  推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书墙。书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各种书籍,有几层还点缀着几个精致可爱的小摆件。戴锦华老师笑着介绍说:“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混沌’。”

  因为经历过书籍匮乏的时代,戴锦华曾经逢书必买,每次遇到难得的书展书市,她都会如饥似渴地带书回家。后来开始有人寄赠一些书给她,渐渐地,她的书房变得充盈而“拥挤”起来。

  “我所有的空间都被书侵占了。最‘惨’的是,我几乎无法从中找到想要查阅的书籍,着急用的时候只好再买一本。原来的那本早已‘书深不知处’了”,戴锦华笑道。

  书架的设计其实只能摆放一层书,戴锦华的书却最终被她安置成两层,所有的缝隙都派上了用场。但仍然有一些实在放不下的书,只能装箱存放在别处。

  对于少年时期的戴锦华来说,每一本书都是“天降大礼”,这使她将书籍视为珍宝,既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将其吸收,又不希望阅读得太过迅速,来不及好好回味。直到今天,她读小说都舍不得读完最后一页,更不会让任何一次阅读半途而废。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和学习,这使她慢慢积累了速读和组读的能力。

  也许在旁人看来,快速、大量地阅读是一种天赋,但对戴锦华来说,比天赋更扎实的,是对书籍的饥饿感所赋予的能力。令她保持阅读习惯的从来不是“应该”和“不得不”,而是她内在的深层需求。

  戴锦华在“电影与现实”课程直播中曾表示,自己把书当成食物,需要每天“食用”。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漏一顿都会饿得心慌;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否则就浑身难受。阅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

  戴锦华认为,真正有效的阅读,是先把一本书读厚,而后才是将它读薄。每本有价值的书都有它从属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框架,为了获知它究竟在表述什么,我们需要进行更多以它为核心的扩展学习,才能跟随它真正地进入一个世界,再通过它打开更大的空间。

  “当终于可以自如地把握作者在书中的原创性表述时,你会发现这书其实很薄。所以为了读懂一本好书,我们更需要多读”,戴锦华如是说。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纵览各类书籍所打下的基础,筑成了戴锦华一路成长的阶梯。她涉猎广泛,除了对理论的研读、对文学的沉浸,还会进行大量通俗、流行文本的阅读——阅读网络小说是她观察当今社会文化的途径,从中她得以了解社会文化心理的构成,感受人们的热爱与忧虑、梦想和逃避:“我真切地觉察到社会和代际文化的剧变。”

  现在,她开始时不时地重温一些名著和旧著。重读经典,在她看来是进一步感知世界及自身变化的路径,其体验十分耐人寻味:某些当年深爱的典籍,重读时竟觉索然无味;某些自认为已烂熟于心的作品,再次翻开时竟迸发出焕然一新的感受。

  不同时期的自己,在书中能看到不同角度的世界;同样一段文字,能引人进入不同层次的思绪——书是常读常新的,戴锦华深以为然。

  说起印象深刻的书籍,戴锦华表示:“这大概会是无尽的清单吧。”

  林毅夫

  于胸中丘壑处漫步

  推开门,一整面墙的木质书架映入眼帘,没有任何点缀的棕红色书柜同园外的风景一般,庄严又古老,成百上千本书整齐地排列着。从《唐诗三百首》等古籍经典,到《农村全面小康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等现代策论,小小的书架凝聚着博古通今的力量。

  在介绍自己的书房时,林毅夫只淡淡地说道:“我的书房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排书;家里也有办公室,也有书。”

  在他看来,真正的书房在心里,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大块假我以文章”,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里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书也不见得就是买来收藏的那些,真正的书可能源于同事、源自朋友,可能是城市的一角,也可能在农村广袤的天地。如孔子所说,“吾不如老圃”,每个身边的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而他们的认知,就构成了书房。

  在林毅夫的认识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关心,每一种现象都应该被思考。他说:“如果把对社会、对时代的关注也视作读书,那是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

  “有几本书是无论我去哪里,无论搬几次家,都会珍藏下来的。那样的书不多,但可能就是最根本的。”

  年幼时期的林毅夫对书籍涉猎广泛,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每一种对世界的理解都被他输入脑海。后来读了大学,进了研究所,他读的书逐渐趋向专业化。虽已阅读无数,但在林毅夫看来,“书重要的不是买了多少,而是留下了多少”。

  有些书丢了,有些书因为搬家被留在了原地,但总有几本书会一直留下来,留在身边、留在脑海里,那些书被看了两遍三遍,有了新的心得体会都会写在上面。

  在他眼中,那是一些经典的书,比如朱熹的《四书集注》、老子的《道德经》、六祖惠能的《坛经》以及《金刚经》等,它们是几千年来留下的智慧,传道授业解惑之“道”,无论哪行哪业都在读的经典。“如果将来什么书都可以舍弃,那几本发黄的书我也会留下来,珍藏下来。”

  在谈到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选择时,林毅夫认为,处在不同的时代,总是要选择相应的最有帮助的载体。过去没有电子书,只有纸质书,一些古籍经典甚至连索引都没有,查资料要靠博闻强识。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知识信息都可以电子化,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了解各种知识背后的道理,才能灵活运用,他反复提到,“任何知识都是刻舟求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

  曹文轩

  悠悠万事,阅读为大

  曹文轩的书房是一片书山书海。一水儿的实木书柜像赭石色的海潮,浩浩荡荡地,从进门的玄关处发端,又层层叠叠地向屋内推进。曹文轩家中的会客厅也变作了书房,房间的两面墙改为制式统一的书柜,书柜之高,几乎与天花板相接。各式书籍满满当当地列于其上,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当真是满室生辉。书房更深处通向阳台,那里也贴着窗脚,摆了一溜稍矮的书架……

  “这只是我的藏书的一部分”,曹文轩教授解释说,“还有其他的书在四处放着”。

  架上的书不仅有文学著作,自然、社会、人文历史等学科也应有尽有。“我是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作家,但是我看书的范围比较广。我一直认为‘读书要杂’。写东西、做学问,对知识范围的要求都很大——研究文学的不能只是研究文学,还必须懂哲学、懂心理学、懂历史学,甚至要懂文化学、人类学”,他坦言,“如果只看本专业的书就想把专业搞好,几乎是不可能的”。

  谈及对读书、藏书的痴迷,曹文轩部分归因于儿时对阅读“匮乏”的体验。“那是图书非常匮乏的年代,好在我是一个小学校长的儿子——《草房子》中的桑乔,就是以我父亲为原型。那个小学校有一些书,我的父亲也有两柜子书,所以,我幸运地比村里其他孩子们多读了一点。”儿时培养起的对书籍的喜爱乃至渴求,伴随曹文轩始终,“一段时间不读书,我就浑身不自在——这简直是生理上的”。

  “读书就像吃饭一样,因为当时没吃饱,我现在每吃一顿饭都非常认真,我从来没有食欲不好的时候。”

  “博尔赫斯用‘森林’这个意象形容书之多,让我进入这片无边森林的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文系让我知道了八个字:悠悠万事,阅读为大。”

  1974年,曹文轩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录取。他理所当然地将图书馆系等同于图书馆,为自己将拥有一望无际的书山书海而兴奋至极!

  与图书馆学的缘分,让曹文轩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对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图书有了一种直观的感受。他回忆起参加从北大的老图书馆往新图书馆运书的情景,“特别像我当时在农村把粮食一车一车地拉到仓库里面去,一车又一车”。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曹文轩认识到,从图书馆系毕业后,主要时间是用来管理图书,而不是用来读书的。

  三个月后,追随嗜好阅读的本心,曹文轩转到中文系学习。“是中文系让我在真正意义上成了一个读书人。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里的氛围——读书的氛围。”

  他来到中文系的第一天,就能够感受到,“你必须读书,然后不顾一切地读书”。在这里,你不得不读书,不读书就没有你的位置,你就没有话语权。时间久了,读书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需要,正如之前说的生理需要。

  长期以来,北大中文系都流传着一个说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曹文轩并不否认这种说法,但他同时说,“如果我不读北大中文系的话,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百年校庆时,曹文轩写下《背景》一文。“我的背景是北大。本来,我是渺小的,却因这个背景的衬托,变得似乎也有了那么点光彩。”曹文轩满怀感恩,“说北大于我而言恩重如山,得首先说北大中文系于我而言恩重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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