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风雅

　　读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下），但觉满目琳琅，但觉书香四溢。

　　刘承干，1881年生，是藏书家，是读书人，更是刻书、出书人。陷入书海之中，所行，所交，让人们从其身上，看到了一位“书人”的风雅。

　　刘承干逝于1963年，一生到底买过多少书？恐怕连刘承干自己也难计其数。读其日记，发现他好似每天都在买书，财力雄厚自是最大支撑，但其关键，还在于刘承干之“书之爱”。刘承干买书之渠道多多，首先是买之于书贾，大多是书贾亲自送书上门；其次是从书肆中购买；大宗买书，则大多是从一些藏书家散失而出购得。除上述三种得书渠道外，刘承干还有一种得书渠道，那就是朋友赠书，对此刘承干每每心存感激。例如，1914年5月12日日记记曰：“梁节庵以嘉靖本《首辅传》《元朝典故编年考》《秫坡先生文集》，先后见赠，特书之，以志嘉惠。”

　　让今人大为惊讶、羡慕的是，刘承干所处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异书”之丰，简直是汪洋似海，许多书是现代人连名字也不曾听到的，更谈不上购买、拥有了；至于古本佳椠，亦是不乏其书，明刻本似乎比比皆是，宋元善本也时有闪现。

　　刘承干不仅买书、藏书，而且还躬行“校书、读书”，此等文字，书中比比皆是，亦见其为学之勤奋。

　　例如，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阅《郎潜纪闻初笔》。”民国三年四月初六日：“夜校《言旧录》。”是月初九日：“是日，校《徐寿藏年谱》一卷。”

　　中国的一些古旧版本，因为流传周转，时日日久，就难免产生破损、缺页，于是，“钞补”就成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一份业余习好。刘承干亦是如此。例如，同样是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的日记，在记载阅《郎潜纪闻初笔》之后，即用小字注曰：“是书（《郎潜纪闻初笔》）晓霞所送，计四十本，因少目录二页，故钞补之。”

　　买书、藏书，对于刘承干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还是雕版刻书，以达薪火相传之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嘉业堂丛书》《影宋四史》等大部头之书。为刻书、出书，刘承干几乎耗尽家产，因此，鲁迅先生就亲切地喻之为“傻公子”。今日看来，这位“傻公子”，可也真是“傻”得风雅、可爱。

　　中国传统文人向来有“雅集”之习尚。作为书人，刘承干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同好者，这些人既包括书贾，也包括爱书的一些达官贵人，于是，因同具“书之爱”而进行雅集，自就成为当然之事了。

　　雅集，以书为媒，书人雅集，最是让人感受到一份“书人的风雅”了。这种雅集，主要是“结社”，例如“希社”“淞社”等；另外还有一些季节性的雅集，例如“消寒集”等。雅集所做之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饮酌、赋诗、互赠藏书、观摩藏书或者书画等。

　　雅集方式，主要是“分摊制”，或者是“会费制”。由一人主持，轮流召集。例如，民国三年四月十六日记曰：“是日，希社十八集，由陈桂题主社，余未往，醉愚（沈醉愚）前赴。托伊带去洋二十四元交高太痴手收，因太痴前日来函云，余前认定之维持会费。此次实行摊派，余曾认十份，计派洋二十元，又常费四元，故交去此数云。”

　　酒酣耳热之际，吟诗作赋，或者各自拿出自己珍藏之书籍、绘画，进行观摩、欣赏，诗酒风流，书香氤氲，何其风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