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风雅
读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日记抄》(上下),但觉满目琳琅,但觉书香四溢。
刘承干,1881年生,是藏书家,是读书人,更是刻书、出书人。陷入书海之中,所行,所交,让人们从其身上,看到了一位“书人”的风雅。
刘承干逝于1963年,一生到底买过多少书?恐怕连刘承干自己也难计其数。读其日记,发现他好似每天都在买书,财力雄厚自是最大支撑,但其关键,还在于刘承干之“书之爱”。刘承干买书之渠道多多,首先是买之于书贾,大多是书贾亲自送书上门;其次是从书肆中购买;大宗买书,则大多是从一些藏书家散失而出购得。除上述三种得书渠道外,刘承干还有一种得书渠道,那就是朋友赠书,对此刘承干每每心存感激。例如,1914年5月12日日记记曰:“梁节庵以嘉靖本《首辅传》《元朝典故编年考》《秫坡先生文集》,先后见赠,特书之,以志嘉惠。”
让今人大为惊讶、羡慕的是,刘承干所处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异书”之丰,简直是汪洋似海,许多书是现代人连名字也不曾听到的,更谈不上购买、拥有了;至于古本佳椠,亦是不乏其书,明刻本似乎比比皆是,宋元善本也时有闪现。
刘承干不仅买书、藏书,而且还躬行“校书、读书”,此等文字,书中比比皆是,亦见其为学之勤奋。
例如,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阅《郎潜纪闻初笔》。”民国三年四月初六日:“夜校《言旧录》。”是月初九日:“是日,校《徐寿藏年谱》一卷。”
中国的一些古旧版本,因为流传周转,时日日久,就难免产生破损、缺页,于是,“钞补”就成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一份业余习好。刘承干亦是如此。例如,同样是宣统二年七月初四日的日记,在记载阅《郎潜纪闻初笔》之后,即用小字注曰:“是书(《郎潜纪闻初笔》)晓霞所送,计四十本,因少目录二页,故钞补之。”
买书、藏书,对于刘承干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还是雕版刻书,以达薪火相传之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嘉业堂丛书》《影宋四史》等大部头之书。为刻书、出书,刘承干几乎耗尽家产,因此,鲁迅先生就亲切地喻之为“傻公子”。今日看来,这位“傻公子”,可也真是“傻”得风雅、可爱。
中国传统文人向来有“雅集”之习尚。作为书人,刘承干周围也聚集了一批同好者,这些人既包括书贾,也包括爱书的一些达官贵人,于是,因同具“书之爱”而进行雅集,自就成为当然之事了。
雅集,以书为媒,书人雅集,最是让人感受到一份“书人的风雅”了。这种雅集,主要是“结社”,例如“希社”“淞社”等;另外还有一些季节性的雅集,例如“消寒集”等。雅集所做之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饮酌、赋诗、互赠藏书、观摩藏书或者书画等。
雅集方式,主要是“分摊制”,或者是“会费制”。由一人主持,轮流召集。例如,民国三年四月十六日记曰:“是日,希社十八集,由陈桂题主社,余未往,醉愚(沈醉愚)前赴。托伊带去洋二十四元交高太痴手收,因太痴前日来函云,余前认定之维持会费。此次实行摊派,余曾认十份,计派洋二十元,又常费四元,故交去此数云。”
酒酣耳热之际,吟诗作赋,或者各自拿出自己珍藏之书籍、绘画,进行观摩、欣赏,诗酒风流,书香氤氲,何其风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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