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路繁花盛开

　　记一路繁花盛开

　　每当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答曰少儿编辑时，总是被一句似有所悟的话噎住：“哦，就是给孩子们看的书改错别字的呗。”每当此时，心中都会百感交集。在我担任责任编辑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儿童诗歌史略》推出后，在进入出版行业的第四个年头，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少儿编辑也是可以编辑学术著作的。

　　初次跟《百年中国儿童诗歌史略》的作者袁增欣接触时，谈到创作初衷，袁增欣说多年的教学经历让她发现，说起诗歌，小学生总是100%的都喜欢；到了初中，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50%，即便自己不写，也有强烈的青春共鸣；等到高中，多数人对诗歌的敏感度急剧下滑，因为诗歌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大家宁肯去更实用的学科里埋头苦干；至于大学，更是被成功学全面入侵，写诗的成了绝对的少数派。可是诗歌教育不该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已经走过百年，但是关于儿童诗歌理论的专著却依然稀缺。基于此，作者想对儿童诗歌发展做一番总结，在自我纠错当中，重新发现价值与问题。

　　起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着实惆怅了一把，对诗歌历史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更别说儿童诗歌历史了。但随着与作者的不断接触和交流，我发现，作者心中早已有框架，写作速度也很快。拿到初审稿件后，为了及时快速将其推出，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从现在开始，周末已经跟我们无缘啦。”我心里嘀咕，岂止周末，连晚上的追剧时间都可以取消了。

　　其实加班加点还是小事，编辑过程中的引文和资料核实才是最让人殚精竭虑的。诗歌跨度有百年之久，年代久远，节选的诗歌的出处、时间都需要一一查证。同时如何把当年的诗歌语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解读也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

　　比如抗日战争阶段，儿童诗歌创作出现了抗战潮流，诗人们纷纷调整创作方向，“抗战鼓动诗”和“大众化写实诗”成为主流。比如吕漠野在抗战初期创作了儿童诗歌《燕子》：当它去寻访旧邻少年时，却发现“一把枪刺穿过了他的心窝，他的鲜血滴过的草丛里，将夜夜飞出那哀怨的流萤”；少年的姐姐，“她毫不迟疑地用死，拒绝了无端的羞辱，这池塘是她的归宿地，残留的芦苇在吟唱她的悲哀！”这首诗以燕子的眼睛看中国大好河山被战争蹂躏得满目疮痍，诗歌满含悲愤，痛斥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

　　在查找资料中我们发现，在抗日时期的儿童诗歌除了抗战救国的主题，也用一颗童心在硝烟中为儿童开辟出一个梦幻纯净的世界。比如叶圣陶在此时期创作的《萤火虫》：“萤火虫，点灯笼，飞到西，飞到东。飞到河边上，小鱼在做梦。飞到树林里，小鸟睡正浓。飞过张家墙，张家姐姐忙裁缝。飞过李家墙，李家哥哥做夜工。萤火虫，萤火虫，何不飞上天，做个星儿挂在天空。”这些儿童诗歌的出现，为处于战火纷飞年代的人们营造出了一个真善美的梦幻世界，也标志着儿童诗歌的多面化和成熟化的发展。

　　稿件定稿以后，图书的装帧设计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内文版式，章节、内文标题的字体字号等，美编和责编反复磋商，仅仅是封面的设计方案，就打磨了好几个版本，才最终确定了这版简洁大气的封面。

　　终于，在经历了无数个加班日和不眠夜后，这部作品出版了，它梳理了中国百年儿童诗歌的前世今生，饱含着作者和同事们的心血。看着静静安放在书架上的成果，嗅着早已熟悉却从不厌烦的书香，我的心中突然充满了欢喜。我为认真看完的每一部书稿暗自欢喜，也为邂逅的每一段灵魂书写寂然欢喜。

　　缔造了战后日本生活美学的编辑花森安治说过，“我到死那一刻，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编辑。希望到那一刻为止，依然能采访、拍照、撰稿，让校对的红笔弄脏自己的手，始终做一个前线的编辑。”这大概是每一个出版人心向往之的状态。很幸运，进入出版行业的第四个年头，我终于可以满意且不心虚地告诉别人，我是一名编辑。这4个年头里，我欣喜地收获了做出好书时的自豪感，甚至是挑出一两个难以发现的错误时的满足感。希望未来的每一天，我都在为认真出版一本好书而努力。

　　（作者单位：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