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敦煌 永恒召唤

黄河母亲(资料图)

厚土系列之沃土

希望星辰·提包女

黄土

巨匠

何鄂在敦煌(资料图)
何鄂
中华民族传统艺术,静静屹立在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却以巨大的推动力,呼唤着一个民族新的未来。
敦煌与我,准确地说,是唤醒了我的后半生。在敦煌艺术中,我亲历了从临摹到研究,从发现到提取精髓,从顿悟到奋起创造;从学习传统到树立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觉的成长过程。我想用生命的长度和厚度来讲述这涵盖了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历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怎样激活一个当代中华儿女的创造基因,又是怎样催生出创造时代经典,与灿烂文明进行历史性的赓续对接。
从古至今,一切艺术文明都是人类的创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创造史。我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这滴水连接着历史长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敦煌艺术的辉煌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光辉,敦煌的能量在于推动时代文化的新生,敦煌艺术精神注定激活时代的创造力。
我从1957年20岁时第一次借调到敦煌莫高窟临摹159窟菩萨像开始,至今69年间,经历了初识、静摹、顿悟、深读敦煌四个阶段,清晰地体悟着敦煌艺术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进我的心灵,又是如何唤醒了我的创造基因的。
初识敦煌
1957年冬,受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所长常书鸿之邀,我被借调至敦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敦煌莫高窟,只见崖面上镶嵌着密密麻麻、高低错落、大大小小的洞窟,了解到洞窟内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个朝代的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余身彩塑。令我最不解的是,研究所的人怎么能一下子就找到他要去的洞窟?
我第一次临摹敦煌彩塑,是孙纪元先生安排我临摹唐代159窟龛内南侧的一身菩萨像。当时正值寒冬,考虑到洞窟内泥塑会冻裂,我决定直接用石膏一点一点加法塑造,石膏塑相对泥塑难度要大,精准度要求更高,在那一个月内,我认真用卡尺反复比量原作和摹品,力求做到与原作神韵造型相一致。
那时,在洞窟里临摹的光线,是靠把一面镜子放在洞外将日光反射进来,光线自然柔和,但因日光移动,需要不停地到洞外去调整镜子的角度,确保临摹时能看清楚彩塑原作的每一处细节。
那时的我太年轻幼稚,不懂得研究,只是感觉到这身菩萨面部有一种高冷,全身彩绘图案非常精致华美。今天回想,我当时只是把临摹看作是一项雕塑任务,运用从美院学到的专业技能和本领,认认真真完成了平生第一件敦煌彩塑临摹品。
静摹敦煌
1962年至1974年,我有幸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了12年。
1962年,我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就赶上文化部工作组到莫高窟进行现场考察。工作组由治沙、地质、古代建筑、考古、壁画修复、雕塑等方面十余位专家组成,前后大约半个月时间,集中讨论解决莫高窟洞窟崖面裂缝治理、治沙防沙措施以及壁画酥碱和霉变等病害问题。对我而言,影响最深的是,当时专家们将敦煌彩塑分为七类,第七类确定为丑恶塑像,这是清代王道士为做“功德”塑的一批像,没有艺术价值,而且都是在主要通道上的劣质泥塑像,以资深雕塑家刘开渠先生为首的专家组成员带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审看,慎重确认后,由窦占彪师傅负责一一拆除。
这件事对我的艺术人生是一次重要的警示,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好雕塑作品。
12年里,在时任美术组组长段文杰先生的安排下,我先后临摹了隋代416窟龛南侧的菩萨像,唐代197窟龛南侧的菩萨半身像,唐代384窟的供养菩萨像,唐代194窟龛内北侧的天王像和南侧的天王像。我还修复了唐代194窟龛外北侧力士像毁损的右肩臂,在美术组办公室修复了一身唐代的供养菩萨像。
段文杰先生前后分两次安排我临摹唐代194窟的两身天王像。临摹第一身北侧的红脸天王时,我用了60个工作日,每天用心观察这身塑像,用卡尺多方位任意找点,多角度比对,反复测量。在孙纪元先生的指导下,我严格按照古代传统的泥塑方法,先搭木骨架,在骨架上捆绑芨芨草人物形体,认真制作麦草泥、麻泥、棉花泥,一遍又一遍小心谨慎地塑造加泥,力求临摹精准。当我完成这尊天王的泥塑和彩绘后,得到了段文杰先生和美术组的验收认可。
几年后,段文杰先生又安排我进194窟,临摹龛内南侧的笑脸天王。在临摹休息时,我很无意地看看这身天王,又看看那身天王,偶然发现两身天王有两三处不一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急切地寻找下去,没想到竟然一口气找出了十三处差异,我兴奋得好像已经触摸到古代工匠的心跳。随即引发了我对194窟整铺九身塑像的观察和分析,人物的布局、色彩的处理等,营造出了194整窟静雅、亲和的氛围气场。
我得出结论:古代匠师是在三个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创造的,一是佛教题材不可动;二是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属性不可动;三是每尊造像位置不可动。于是,杰出的雕塑匠师在限制中独辟蹊径,将才华智慧着力在每尊像的个性艺术创造上,一眼千年,一生难忘。这一次的发现与精准分析研究,让我举一反三,终身受益。
顿悟敦煌
在离开敦煌8年后,我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顿悟,由此改变了我的艺术人生。
198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改编自同名舞剧的电影《丝路花雨》,我被借调去主持塑造一铺七身敦煌彩塑,作为拍摄道具使用。
一天,我偶然看到一本中日建交十周年之际出版的精美敦煌图册,图册中的壁画与彩塑均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日本展出的临摹品。当我看到有四件彩塑注明“何鄂摹制”时,十分高兴,但同时我立刻意识到,我能临摹,只要美院毕业的都能临摹,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能临摹,敦煌的光辉是古人创造的光辉,我们可以骄傲自豪,但不等于是我们的光辉。我问责自己:你生活在这个时代,难道没有一点点感动过吗?于是,我在对自己的极度不满中寻找着失落的自己,寻找着自己曾经的感动,寻找着自己的创造,最后寻找着这个时代的创造!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顿悟!我宁愿相信这是老祖宗冥冥之中的指点,我终于明白了:老祖宗留下了千千万万遗产,遗产上写满了密码,就是“创造”两个字,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我沉思: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创造出优秀的文化,不但对不起老祖宗,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也一定会责怪我们的。所以,我说是老祖宗在背后推了一把,我被唤醒了。
深读敦煌
敦煌有着无比巨大的艺术魅力,我虽调离了敦煌,但敦煌从未远去。
在离开敦煌48年后,我运用微观研究方法,竟然对一件敦煌彩塑唐代巅峰之作,有了意外的发现。
2022年的一天,我静心欣赏着工作室里45窟菩萨的摹制品。这一次我是一点一点顺着菩萨上身和腰间两条彩带的走势,用手指划过每一条彩带系扎的单环结、短带头、长带头来龙去脉观察的,两条彩带的确都十分顺畅、柔和、完美。正因为这份完美,竟让我发现了菩萨腰腹前单环结下多出来一截没有来龙去脉的短带头,我当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开始剧烈跳动,再次仔细验证了一遍,千真万确,确实多出来一条20多厘米长的丝带头。
唐代45窟这身菩萨是一尊完美至极、公认的敦煌最美菩萨,雕塑匠师是顶级的大师,绝不可能错做,于是,我想了一连串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加这截丝带头?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加了这截丝带头,想达到什么效果?他加了这截丝带头,能达到什么效果呢?他加得巧妙至极,以致千年来没有记载有人发现过它,我认识这身菩萨69年了,还亲手摹制过它,彩绘过它,如若不是这一次运用了超常的微观、仔细欣赏的研究方法,也绝不可能发现它。
这截多出来的丝带头,像是给了我一把钥匙,又像是这位唐代的无名巨匠在千年后遇到了我这个知音,这种缘分让我激动不已。这位匠师居然能将飞来一笔藏得如此奇妙、如此完美,使世代见过45窟菩萨的人都被他的艺术魅力倾倒,印证了这条彩带的添加已上升到美学的角度,是他锤炼自己的艺术杰作所需。我通过模拟、推演、情景再现层层推进的研究方法,解锁、解构这件作品的艺术规律、美学法则,推断出当时艺术匠师在人物创作环境、衣饰创造上的自由度,制作程序的先与后,使这条飞来之笔的彩带,加入的动因,加入的斟酌,加入的心情,加入的目的,丝丝入扣,合情合理。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推断,他当时加这一截丝带头的心理活动。最终,提取到了这身敦煌巅峰之作菩萨像的美学价值;创造了佛教艺术造像的理想之美,创造了满足人类心理需求的精神之美,创造了东方美学价值的永恒之美!我为此撰写的论文《解锁千年塑匠创造密码——微观敦煌莫高窟第45窟龛内北侧唐代彩塑菩萨的发现》,发表于《敦煌研究》2024年第4期(总第206期)。
2025年10月,我在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2025敦煌石窟艺术彩塑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敦煌彩塑艺术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的思考》,再次运用微观研究方法,对我在敦煌工作时亲手临摹过的416窟隋代菩萨、159窟中唐菩萨、197窟中唐菩萨、384窟盛唐供养菩萨和我修复过的盛唐194窟力士像,进行了详尽解析,提炼出古代杰出雕塑匠师在五尊彩塑上分别创造的“朴素之美”“华贵之美”“稚嫩之美”“虔诚之美”与“扬威之美”。
敦煌艺术浩如烟海,我将继续深读敦煌艺术各时期精品,不断提取其创造精髓与美学价值,以期激发当代青年美术工作者的创造基因,推动当代新文化繁荣发展。
如果没有敦煌那一次刻骨铭心的顿悟,没有意识到灿烂文明是古人的创造、古人的光辉,我们应当创造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不可能有“黄河儿女”的构思,所以,《黄河母亲》的诞生正是源于敦煌艺术的推动与唤醒。
2016年,由文化部等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设计大展及公共艺术专题展在深圳举办,《黄河母亲》被选定为中国公共艺术11个成功案例之一。对《黄河母亲》的价值意义评论道:“《黄河母亲》所体现的是对中国黄河母亲文化根源的追溯,公共空间对于中国传统艺术语言的提炼,是同类型作品中最早以女性形象出现,在公共空间体现中华民族文明源远流长,不断创造文明与时代精神的经典之作。”展览期间,主办方设置了观众互动投票环节,《黄河母亲》被评定为“最受观众喜爱的作品”之一。
2016年,《黄河母亲》雕像作为新品类文物纳入甘肃省政府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感恩先辈创造的灿烂文化,让我们找到了民族文化的根脉,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幸运有这样的机遇,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由此孕育了我创造的生机!
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给了我观念的转变。1994年,我从甘肃省工艺美术研究所退休,怀揣“弘扬民族文化 创造时代精品”的梦想,创办了甘肃何鄂雕塑院。32年来,雕塑院在全国22个省区市建造、陈列了200余雕塑项目,同时,积极主动策划、组织、实施了许多重大文化项目:2008年,接受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委托,圆满完成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亚洲主题雕塑公园”建设;2015年,在兰州举办“丝路之光——2015兰州·中韩雕塑邀请展”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举办首届敦煌文博会“丝路之光·国际文博会文化年·国际雕塑邀请展”,同年,精心策划举办兰州市首届“黄河母亲节”暨《黄河母亲》落成三十周年、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雕塑群》落成十周年纪念活动等。
与此同时,我生活着,用心来感悟这个时代和周围善良的人们,用《厚土系列?黄土、沃土、乡土》《希望星辰》等雕塑作品,表达对西部和故乡的热爱与依恋;用《人生》《生命》《流淌的河》等雕塑作品,抒怀我对人生、生命、智慧的哲思;用雕塑作品《巨匠》对灿烂文化的创造者、古代千千万万无名匠师致敬;用《雄冠》《和睦》《同学》《绣花女》《花儿》《舞者》等雕塑作品,表达对人民的真诚热爱……
数十年来,我不断地塑造着镌刻在岁月长河里的历史人物和国际友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不断地冲刷着、洗涤着我的灵魂,让我一次次蜕变,一次次充满力量,一次次昂首前行。
1998年、2001年,我先后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举办何鄂雕塑展,让我的雕塑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见面。
如今我已89岁,依然手握雕塑刀创作着,爬上脚手架雕塑着。
回顾71载艺术人生,我总结了三段历程:1952年至1955年,到西北艺术学院学习,参加革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埋下了一颗艺术为人民的金色种子;1962年至1974年,在敦煌工作的12年,让这颗金色的种子在民族文化的母体里得到了孕育;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这颗在母体里得到孕育的金色种子终于开了花,结了果。
我能够给予人民的,唯有雕塑!
我能够给予时代的,唯有雕塑!
(本版雕塑图片均为何鄂作品,由甘肃何鄂雕塑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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