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武器，保家卫国郝校忠

　　郝校忠，1929年10月生，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人。年幼时曾担任抗日儿童团团长；1940年加入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临汾战役、太原战役、秦岭战役等。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4月离休，现在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休养。

　　1929年，我出生在太行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战期间，我的两个哥哥在外地参军抗日，我的伯父、堂哥在本地参军抗日。小时候，我上过私塾，识些字，加上我比较勇敢，曾冒险到前线为部队放过哨，所以，10岁那年，我成了本地抗日儿童团团长。我们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在村口站岗放哨、盘查来往外人，扛着红缨枪走村串户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还帮助部队送信、送情报，配合民兵抓汉奸。

　　我不满足于只做儿童团团长，我希望自己能够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我的不懈努力下，1940年，11岁的我正式成为八路军总部的一名战士，主要做后勤保障工作。虽然不能上战场杀敌，但是我们要筹集部队所需的物资，就必须穿越日寇的封锁线，其危险性不亚于在战场上杀敌。我利用年龄小、不易引起敌人怀疑的优势，多次成功前往敌占区接应内线，为部队筹集到不少物资，也让我练就了临危不惧、遇事不慌的能力。

　　百团大战，让我永生难忘。战前，组织给我们安排了秘密任务，要求安全准时把物资运送到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战场交接地。受命后，我们迅速组织民兵成立支前物资运输队。为躲避日寇的扫荡和飞机侦察轰炸，我们只能夜间行动。运送物资走的全是山间的羊肠小道，还要经过和顺、平定、昔阳等几个敌人占据的县城和封锁的交通要道。我们乔装打扮，兵分几路，靠肩挑背扛，一路翻山越岭、摸黑前行，每经过一道封锁线就如同闯过一道鬼门关。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累了困了也不敢多休息一会儿，还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被敌人发现。那时正值夏季，常有疾风、暴雨、山洪、泥石流，在那险恶的环境中，我们支前物资运输队所有同志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按时把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

　　就在物资送达的当晚，部队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炮火连天，冲杀声和号角声响彻山谷。民兵们也按捺不住，拿起武器勇敢地参加了战斗。

　　1941年1月的一天，一支数百人的日军队伍对辽县进行扫荡，我随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二团和民兵组织在一处叫“煤窑沟”的地方摆好阵势，等待鬼子进入伏击圈。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日军十分强悍，加上我军武器装备落后，我们很快进入贴身肉搏阶段——拼刺刀、拼砍刀。那时，我因为年龄小，上阵杀敌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只能留在山头执行观察任务，我亲眼看着战友们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军。虽然事隔多年，我仍然清晰记得战友们奋勇杀敌的情景。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记得有一天，我和几名同志到麻田执行任务，夜里，恰遇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机关发动突然袭击，进行大包围。由于我经常在太行山一带采购物资，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所以，我带着同志们在枪林弹雨中突围。我们不知爬了多少座山、过了多少条沟，鞋跑掉了，身上被荆棘划了不知多少道口子，历时三天三夜，终于突围到了山西与河北交界的上、下庄的羊角地带，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那三天三夜，我们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就靠路边的野草充饥。当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到了下庄，一走进农户院里，好多同志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有一些负重伤的同志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根据地的群众见到我们八路军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给我们喂水、做饭，让我们很受感动。

　　1942年5月25日，这个时间我一辈子都记得，在辽县十字岭突围战斗中，一颗炮弹落在左权将军的身旁，他壮烈牺牲了。我哭得两眼通红，恨不得拿刺刀上去把鬼子给捅了。

　　1947年，我18岁，被组织派往太行军区，参加解放战争，先后参加了临汾战役、太原战役以及秦岭战役的大大小小很多场战斗。

　　我自幼从军，多年的战斗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夜深人静时，我将这些战斗故事通过日记的方式保存下来。在部队的培养下，我不断提升写作水平。1958年，我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记者被派往四川省中江县，到抗美援朝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家中，用文字和照片记录邓芳芝妈妈的故事。在邓芳芝妈妈家生活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她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对英雄的家风家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离休后，我仍然保持着在部队里养成的习惯，每天读书看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时事动态、关注军队发展，还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如今，看到祖国强盛、军队强大，我很欣慰，也很自豪，希望孩子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作者：口述 唐渝川 陈春林 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