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送学礼及其捐资助学义举（下篇）

从武威教育类碑刻探析清代的送学礼及其捐资助学义举，进而了解中国古代礼重人才、尊师重道的公益精神与公益传统（下）

　　二、清代的主要助学内容和方式

　　送学礼名为“送学”，实际上它是地方官员为发展教育、发挥教化作用而举行的一种礼仪，必然涉及到一个经费问题。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有养廉银待遇，每年俸禄不到50两银子，生活极为贫困。因此，新生在入学之前需向学师缴纳束脩等费用。

　　据乾隆《武威县志·地理志》载：凉州府学教授岁俸45两，训导40两，门斗（仆役）18两；武威县学教谕岁俸40两，门斗18两。

　　为了纾解学师收入微薄的困窘，减少新生入学压力，各地士绅纷纷捐资捐产，建立公益基金组织，公举管理首事，议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学师缴纳印卷、束脩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兴文社、字纸会、学田（祭田）、庙产收入等，并通过购置田产出租、修建房屋出租、将捐资等收入交商家营运生息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每年可收银数千两。

　　许多府县官员、驻军首领带头捐资，并倡导乡绅、大户捐资，设置学田等增加收入。武威碑刻中所表现出的助学内容和方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1.乡绅助学

　　《乾隆二十五年碑记》载，士庶张觐光偕三子，将地价银160两捐赠文昌宫，用于置办产业及祭祀之用。张氏既是有产阶层，也是书香门第，其子张朝相为国子监学生，张朝聘为生员，张朝会为业儒（正在谋取功名的学童）。张氏助银，实为助学，也有祈求文昌帝君保佑其子孙飞黄腾达之意。

　　《大清张公碑记》载，张公先世为武威望族，先太公静翁念及乡人冥顽愚昧，教导乡人除在乡间耕作并自食其力外，还要读书明理。张公兄弟四人继承先太公遗志，带头施义塾学舍、田地，“共价银贰百两整”，惠及地方教育事业发展。

　　嘉庆年间，“武邑绅士陈琨、杨增思等，复念兴文社甚禆士子……得银共计三千两……以广欧阳之法”（《武威广兴文社碑记》）。此事在乾隆《武威县志·人物志》“节义”条也有如是记载：进士杨增思，生员白之潞、杨培元等，倡导城乡士庶，捐出三千余两银子，设立兴文社，以利息收入为参加乡试、会试的寒士提供路费。还有名宦、乡贤、节义之士捐资设立字纸会、积善会，建立义学等助学的感人行为。这些实在是武威科举史上的幸事，也是士子之福气。

　　在清代、民国持续不断的助学义举中，名宦、乡贤和地方绅衿、名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孙诏、杨增思、刘述武、贾坛、唐发科等一大批助学模范，他们在捐资助学中的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2.生员助学

　　生员助学实际上也是乡绅助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过民间成分更为突出，包含着生员家庭、家族和士庶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

　　乾隆年间，国学生宣升彪一家，“义施杂木渠暖泉坝自置田地捌石，价银肆百叁拾伍两……以备帝君圣诞之费，余作香灯资”（《文昌宫补修彩绘碑记》）。

　　嘉庆年间，“幸有生员汪雨霖、乡耆党作霖，于嘉庆四年，将公典金渠小二沟孟姓四地二石一斗，捐入会中；生员刘培荣于嘉庆九年，又将所典永渠石碑沟张姓田地五石七斗，接踵捐输……会议生息，久远为採拾字纸之赀”（《文昌宫敬惜字纸会碑记》）。

　　监生张汉辅，捐房二间，地三石五斗，为张义堡义学膏火（乾隆《武威县志·人物志》）。

　　道光年间，“武威县儒学生员李如林，将典质金渠……田地二石，用制钱二佰千文……于道光冬季捐入学校以作祭田。殊夤寺僧月峰姓刘，将典质黄渠……田地四石五斗，用制钱一佰四十千文……于道光十二年春季捐入学校以作祭田”（《苍夫子神座祭田记》）。

　　3.官员助学

　　康熙初年，镇番名士孟良允等“阖邑绅衿，各助俸捐资”（《重修学宫记》）。

　　乾隆中叶，武威知县黎公“慨捐米俸七百余金”，并晓谕缙绅士庶捐资助学。这种“创典祭田”模式，将“为武威丕振文风”产生深远影响，武威学界共同立碑，彰显其为教育文化持续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魁星阁创典祭田题名记》）。

　　乾隆年间，镇番知县王赐均倡建苏山书院，募捐二千金，除建设费用外，以助生童膏火之需（《建置书院碑记》）；古浪县令徐思靖“捐俸资、聘贤士，于土门建学，于大靖建学，于安远、黑松建学”（《增建义学记》）。

　　嘉庆年间，镇番学宫“以释菜视礼之地，竟为沙碛蔓草之场……爰商同邑宰，会集阖学，公议重修。众皆踊跃乐输，共襄厥事”（《重修学宫记》）。

　　自明代正统年间徐晞等创建武威文庙以来，凉州府（卫、道）、武威县官员及驻军首领徐廷章、何廷圭、苏铣、武廷适、何德新、张之浚、范仕佳、傅显、阿炳安、乜（niè）承圣、郑松龄、欧阳永裿、刘大懿、李如瑨、章攀桂、英启等都有捐资修缮文庙、资助生员学费的碑刻记录。

　　在官员助学的同时，一些官员的后代子孙也加入其中。康熙末年，武威名宦之后王隆照、范嘉年，主动捐资维修文庙名宦祠，同时，买田建房，将租金收入用于名宦祠的祭祀和资助贫困学子的灯火之费，“捐奉增田，积少成多，更可助寒儒灯火之费。以祭田之余为学田，使凉州从此有学田”（《始置名宦祠祭田碑记》）。

　　4.学产助学

　　祭田（学田）是文庙的组成部分，是学产的主要来源。立于乾隆十六年（1751）的《重修文庙祭田碑记》，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文庙祭田的基本情况及其创立、沿革、管理、收益、祭祀等。另有名宦之后王隆照、范嘉年捐入的学田。除以上外，还有其它学产。这些学产，形成比较客观的收入，加之管理者的善于运营和其他收入，基本上保证了正常的助学活动。

　　《城隍庙甬道学产执照碑记》载，凉州离省城西安、京城较远，不菲的考试费用，成为士子们功名路上的拦路虎。入清以来，凉州历任官员在创办书院、建立学校、增加生员及解决士子考试资费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乾隆年间，欧阳永裿任武威县令和凉州知府期间，为解决乡、会两级考生的费用，倡议并首先捐资扩大城隍庙周围地界，修建费用由阖城士绅及乡民捐助，所建铺面租金收入用于生员的考试费用，此项惠政大得人心。当时的凉庄道、凉州知府和武威县两任知县都发给印照，作为时任官员的德政惠政，既强化了捐资助学的社会效应，也具有法律保护和道德示范的双重作用；既鞭策官员，也警示世人。

　　《湾泉湖水租增入书院碑》记载了乾隆三年，为解决成章书院的经费问题，凉庄道阿炳安与凉州知府乜承圣，决定将城东北隅“久成旷地”的湾泉湖（今凉州区中坝镇境内）一片土地，通过引水浇灌改造为良田，“增入书院”，将每年地块的粮租收入，加上道署府署每年的捐俸银两，作为保证书院运转的经费，反映出地方官员“育人才，储国器”及振兴文教事业的远见卓识。

　　《城隍庙宫隙地及铺面入租佐乡会试碑记》载，乾隆九年（1744），武威县令欧阳永裿念及贫寒学子参加乡试、会试路费无着，将城隍庙空地修成铺面数十间出租，以租金收入作为士子参加考试的路费。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管理此事的诸位同仁谨遵欧阳公教诲，严格租金收益用途，发挥了很好的助学作用。嘉庆十七年，学校和经理人共同商定：继续保证士子乡、会两试费用；结余部分用于祭祀之用；同时，将刘陛荣经营字纸会田租三年所得收入“大钱叁拾陆千文，以作乡试卷价。”将以上商定内容由官员、乡绅、儒学生员和管理人员等96人签名，武威学界共同立碑见证。所列人员中有不少是凉州乃至陇上知名人士，如张澍、郭楷、潘挹奎、张兆亨（衡）、牛鉴等，他们对此的感激应当说是发自内心并铭刻于心的。

　　《建置书院碑记》载，乾隆四十八年，镇番创建苏山书院，知县王赐均募捐二千金，“而邑人亦踊跃乐输，其捐制钱二千串零五十千文，交商营运，每月一分五厘行息，月朔呈交。并设义田四处，得租麦九十六石五斗。”

　　5.基金助学

　　地方缙绅慷慨解囊，筹设公益基金，议定垂久章程，试图尽其所能，解决士子赴省上京考试费用。

　　据嘉庆年间的《武威兴文社当商营运生息碑记》《武威广兴文社碑记》记载，武威兴文社，是为本邑士子筹措赴省上京考试费用而举办的民间机构，最初由武威知县（后任凉州知府）欧阳永裿于乾隆五年（1740）倡导设立。后“武邑绅士陈琨、杨增思等，复念兴文社甚禆士子……得银共计三千两……以广欧阳之法。”自设立以来，武邑人士，输材捐资，加上城隍庙房租收入，切实给武威士子带来了许多实惠。但由于多种原因，后来一度停运。

　　“武威文风甲于秦陇，而寒士居多。”每逢乡试、会试，总有士子因费用无着落而放弃应试。时任甘凉兵备道容海与天梯书院主讲张玉溪（美如）、绅士杨增思等商议后恢复了兴文社，专门为乡、会试士子提供资金支持。由于他们的带头资助，合邑上下积极响应，筹银三千两，推举社长管理。为使这批资金发挥可持续作用，经兴文社成员合议，将本息3822两银子平均分配给信誉好的商号273家运转生息。

　　兴文社通过这种资本运营的方式增加收入，又将收入部分发给参加乡、会试的士子，作为他们参加应试的费用保障。之后，知府刘大懿任职凉州期间，了解到租费及本郡士绅捐资早已入不敷出，于是动员督促城乡绅矜士庶捐资助学，共得银三千两，推举当地绅商轮流经营生息。此事初创不易，坚守更难；利之所存，必有弊患。为使欧阳公等有识之士振兴武威教育的理想发扬光大，使这一善举延续经远而不半途而废，特此勒石铭记，勉励后辈。

　　《武威兴文社当商营运生息碑记》《武威广兴文社碑记》简述了武威文风之盛、士子奋志功名的情形，笔锋一转，“而风尘困顿者，殆不少矣。”于是一批有识之士，同心协力，善作善成，为武威教育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贡献。两篇碑文立意高远，情真意切，立诸当代，期冀未来，读之，令人敬仰，令人感佩，在今天仍然不失借鉴作用。

　　以上助学的内容和方式，其实也是助学收入的内容。各项收入的主要用途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祭祀，即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神灵等。儒教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人、鬼和地祇，文庙的祭祀对象还包括先贤、名宦、节义、忠孝等。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是儒家礼仪中的主要内容，其礼节、祭品、祭器都有一定的规范。“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是以事神致福。

　　第二是助学，包括生员学费、生活费补助，参加乡试、会试路费补助，孤贫学童补助等。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助学举措，解决了一大批学子在求学、赴考路上的困难，是清代武威“人文蔚起”的物质保证。

　　第三是维修学宫（大型的重建、修缮工程除外）。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莲花山文昌阁重修碑记》，记载了阖学绅士拨付兴文社公项银用以重修“颓废日久”的莲花山文昌阁事宜，同时突出了邑人李本枝等捐银、典地、纳粮为莲花山文昌阁贡献祭祀、看庙之费的善举，这对人们了解学产收入与支出事项有了一个基本的头绪。

　　三、清代送学礼在当代的价值

　　科举公益基金的勃兴，是清代科举社会异于此前历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科举公益基金，有些职能较为单一，是专为新生入学阶段的考费、规费而设；有些则职能较为齐备，除资助学童相关费用外，还全面资助生员乡试、举人会试或优贡、拔贡朝考等一切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费用。兴文社等科举公益基金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生入学和考生赴考的压力，提升了清代教育与考试起点的公平性。

　　时至今日，清代的送学礼早已不存，缙绅士庶自发兴起且面广量大的捐资助学也已罕见，但它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是中国古代礼重人才传统的集中体现。新生在正式入学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学礼过程中，他们被官员以礼相待，实现了由平民向绅士的转变，正式踏上了科举入仕的青云之路，向全社会传递着尊重知识、礼重人才的信息，从而提高了文化和文化人的社会地位。

　　其次，是中国古代尊师重道传统的集中体现。在送学礼中，儒学教师被置于重要地位。一方面，教官具有与地方官员对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新生父母亲自带领生童入学，要与生童一起拜谒教官，通过这一制度安排而形成礼仪养成。尊敬师长，在任何时代都是最基本的礼节，但必须要有仪式感去体现和体验。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一个群体的价值，表达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东西（《文史知识》2017.11期）。

　　再次，是中国古代公益精神与公益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了教官的师道尊严和新生的青云梦想，地方缙绅士庶慷慨解囊，筹设公益基金，议定垂久章程，试图维护社会公平，这种代表中国公益精神的民族传统应该得到尊重与褒扬，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

　　作者简介 王其英 凉州文化学者。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曾任凉州区政府办主任等职务，兼任《武威市志》总编。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数民族述要》（合著）等多部著作；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