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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祁连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12-12 15:08 来源:中国青年网 编辑:张兰琴

    【解放· 红色家书(10)】

    关群、杨大斌与长女杨红、长子杨勇合影,摄于1957年。

    【家书原文】

    亲爱的大姐、哥哥:

    我们到迪化,又有一个多月了,在这长串的日子里,我蛮想接到你们的信,好容易在八日早晨收到大姐的信。在未接到信前,我总这样猜想,你们忙吧!或是信在途中吧!我只有用这些来安慰自己,但是我始终没有接到哥哥的信。

    现在让我将从西安一直到迪化的情形向你们报导一番。

    我们在西安住了二十多天,九月十四号下午三时,便继续西去,四十几部崭新的苏联汽车,装载着我们三百多同志,大家都感到很兴奋,因为我们都想很快能够到达目的地。

    第一晚,住永寿县,因为地方小,没有这么多东西给我们吃,当地的青年团便发动老百姓送饭给我们吃。我们住在一个中学内,老乡们提着篮子,举着灯,从几里路以外的地方送大饼及面片来,这种场面,非常感动人的。我们当然还是照价付钱(我们的伙食是每人每天人民币5000元,旧币——编者注)。

    平凉是一个较大城市,这里有大米吃,我们在一个湖北人开的馆子吃饭,掌柜的说:“你们革命为我们服务,我们价钱应该公道。”并且我们又是大同乡,所以每餐大米饭只要1500元(旧币),这种情形在西北是很难得的。

    静宁的大饼是全国四大饼市之一,饼子有一寸多厚,直径有一尺多长,不同于一般的黑面,每个仅卖一千四百元,领导上要我们买些带在路上作为干粮,这种饼可以留一个月还不得坏,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

    过华达岭时,天气很冷,平日穿两件衣服就足够了,但在山上,非穿棉衣不可,我没有带棉衣,只好躲在被子里。华达岭从山脚到山顶有百多公里,在白雾朦胧的山上转了大半天。华达岭市镇的毛线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帽子、裤子、衣服都有,据说价钱比兰州、迪化都低些。

    18日晚上到达兰州。兰州城市没有西安大,但小巧玲珑,比西安显得热闹,整日里马车、汽车不得清白。马车非常讲究,和湖南的花轿一样花,又新,恐怕还有胜过于花轿的,据说和北京的马车很相似。这里水果特别多,湖南老早下市的桃子,这里却是桃子最好吃的时候,其它梨子、西瓜、苹果也都相当多,还有一种华菜士瓜,据自说是华氏来中国西北“观察”带来的瓜种,味道甘甜。

    我们到兰州大学参观过,这是西北的一个大学府,校舍很大,而且还正在建设新的房子,每栋房子都以西北的山名命名之,什么“昆仑堂”、“祁连堂”……等。

    未解放以前,兰大的湖南学生老是与甘肃的同学发生冲突,时常有殴打事件。湖南蛮子的滋味,他们都领略过了。但解放后,同学们由于政治认识的提高,再不闹小圈子了,他们很团结。

    兰大后面就是黄河大铁桥,黄河里面的皮筏子最使我们感到惊奇。由六、七只到二十几只不等的羊皮并起来的,像杀完了的猪吹气一样,把羊皮筏吹起,上面放板子,大的可坐十几人,小的可坐数人。不会发生危险的,你可以放心,它比木船还轻便些。苏联的友人在兰州很多。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乞讨的孩子,向他要吃的,有一个苏联人便拉着他的手带到水果摊前,随小孩选了些东西,替小孩付了钱。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却说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爱,即使是一个“最不足道的求乞者”。

    这里的白俄也多,他们每天早上拿着扫帚,结队的站在街口,男男女女,准备替别人刷墙和工作的。兰州办事处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在朝阳春大饭店吃饭,早上吃稀饭和馍馍,晚上吃大米饭。还发给了棉衣、棉裤、棉帽、布鞋、布袜、八一毛巾和津贴,招待我们在玉春楼洗澡,还看了电影……我们没有开始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却给我们这么多的优待,感觉非常惭愧。还有,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些坏分子也掺入混进了招聘团。当长沙来电报后,组织上要我跟随她,了解她的历史,注意她的行动,临走时将她留在兰州,由办事处处理,派警卫送回长沙。这种东西真是象水银一样,无孔不入。

    22日离开兰州,说老实话,我们对兰州多少有点留恋。永登县城的同学热烈的欢迎我们,为我们打扫寝室,烧开水,出特刊,做欢迎词,开联欢晚会,极尽热烈欢迎、招待周到之能事。第二天临走时,我们彼此往返地送了几次才算正式分别了,革命的大家庭中到处有温暖的……

    还没有到哈密,我们对哈密瓜就已经垂涎三尺了。到哈密一下车,街上就布满了招聘团的同志们,尤其是哈密瓜摊前最多人。哈密瓜与西瓜不同,是橄榄形式,上面有很美丽的突出花纹,里面的瓜子与湖南的黄瓜子一样都集中在瓜的中间。有红瓢、白瓢两种,红瓢的瓜最吃香,因为本地人是最爱红色的,口味大致相同。我们常买来吃,有的同志尝了一口就不敢吃了,据他说“太甜了,头都甜晕了,我宁肯吃西瓜”。后来一调查,这种情况很多。你们看,瓜甜到什么程度?但是酷爱它的却仍然不少,我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如果他仅仅是甜,那到不足为奇,偏偏它又有着浓厚的香蕉及菠萝味,而冰凉的。说到水分之多,也可以引一位同志的话:“怪不得西北缺少水,原来水都跑到水果里面来了。”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哈密。10月10日,我们到了迪化(现为乌鲁木齐)。做梦也没有想到迪化有这么繁荣,建筑雄伟,马路比长沙宽大。我们这一路所经过的地方除汉口外都比不上迪化,虽然迪化的货物是由西安运来。

    一、二、三中队分批的住了下来,一中队住在通讯团。在休息的时间,我们到街上逛了几次。

    最使人感到兴奋的是迪化有一种欣欣向荣之气。到处在从事新的建设,这些砌房子的“匠人”就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去盛世才时代,一栋大厦三年内没建设好,解放军两个月不到就完成了,你们说伟大不?

    越过祁连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山上没有路,只有终年不融化的雪,平日我们在平坦的雪路上走,还感到困难,何况他们每人身上背负四、五十斤重的东西,还要跋涉在崎岖的山上。

    前面的同志走不动了,后面的接上来帮助他扛东西,扶着他走。在路上是停不得的,如果一停那就得冻死,即算是站在原地,也得踏步才行,但是毕竟是冻死了不少。其中有这么一回事,有两位同志在祁连山上面对面的直立着,但两个人都没有气了,他们是死了。你们一定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死,原来是这样的,前面的同志冻呆了,后来的同志发现后马上解开胸襟,将身子靠拢去,将嘴里的热气呼给对方,结果两个都完了。这是多么使人感动的场面,初听时我流泪了,他们真正是发挥了阶级友爱啊!

    除水利、工程、农林这些同志分配了工作以外,其他的都参加学习,分成两队(技工队、文艺队)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情绪很高。

    组织上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发了皮大衣,毡靴、皮鞋。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及八一帽花,是照相后发的,不然你们可看看我这正式的八路了。

    我们文艺队有一百二十多人,共分十二个小组,三个小组成立一个区队,我是第二区队队长,陆懋龄是第四区队队长,这也是学习的好机会。

    我们布置了一个图书室,我经常在这里面自学,书籍杂志很多,总期望自己空空如也的思想箱子能添一些货物和财富。我想你们都乐于帮助我,希望你们多来信,多写些,也免得枉费了人民给我们的八百元邮票费。总要在写信中互相报告情况,交换意见、知识。

    11月4日,文工团协理员欧凡召集区队长讲话,报告我们将重新编队。5日早上星期四没出去。我们从今天也就正式编队了,文艺队大多是女同志,仅二十几位是干文艺写作及艺术工作的男同志,有八十多位同志编进了文工团,一部分学会计,学护士,拖拉机及俄文训练班(三年)等。我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分配到军区政治部直属部队工作部宣传科工作(简称直工部)。虽然我想参加俄文学习但决不愿因个人的兴趣和打算不服从分配。本来协理员还想争取我在文工团,几次与政治部组织科争取都未允许。不过我现在到了工作岗位上很安心,一切很好。在这里与老干部一起工作,进步是无可限量的,他们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及革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决心将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的思想及作风……

    工作忙,下次再写,这封信也写了好几天才完成。

    希望你们多来信,多写信可寄平信。

    致

    布礼!

    关群

    1950年11月25日

    于迪化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供稿。有删节)

    

    《中国青年作家报》2019年12月03日16版截图

    【家书故事】

    文/张丁

    家书作者关群,祖籍云南,在长沙长大,1950年从湖南长沙福湘女中高中毕业,参军到新疆。关群出身旧军官家庭,外祖父曾是国民党少将,解放初和外祖母离异。关群兄妹六人,她排行老三。关群在新疆工作三年,因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疆和内地之间的通信极为不畅,关群从乌鲁木齐(当时称“迪化”)寄给长沙家人的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大约一个月。这封信按照当时革命军人的写信习惯,在末尾写了“致布礼”,就是“致布尔什维克礼”的意思。从西安到甘肃再到新疆,女战士用新闻记录的方式描述了一路的见闻:甘肃酒泉的灰尘和当地的石油一样有名,平均地上有一寸多厚,安西的风可以吹起你走;哈密瓜把头都甜晕了,吐鲁番的葡萄名不虚传……语言非常形象生动,没有亲身感受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到新疆后,关群被分配到新疆军区直属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她和战友们被安排在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宿舍里,高低床,四五个人住一间。房子很旧,据说是以前的牢房。 

    1950年11月,杨大斌由军区工兵团三营奉调新疆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组织科任科长,和关群在一栋楼里办公。 

    1952年8月1日建军节,关群和杨大斌结婚。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摆了瓜子花生糖果。大家还看了电影《小二黑结婚》。 

    冬天的时候很冷,早上出操的时候“手都冻麻了”。没有大米吃,每天吃包包菜和茄子,没有其他吃的。然而,在物质生活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关群却认为“我们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苦”。而且,他们和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相处得很好。出于对维吾尔族老乡的喜爱,关群给大女儿起名叫“关小维”,一直叫到现在。

    1951年秋至1952年,杨大斌奉新疆军区之命,率领千余人到位于乌市南郊的红雁池兴修水利工程。当时成立了新疆军区红雁池水利工程委员会,杨大斌任政委。杨大斌回忆说,工程异常艰苦,冬季寒冷,春秋多风。大风天的时候,房子的墙被风刮起的沙石击打得千疮百孔,单人根本不能在外走动,有可能被风刮跑,部队常年顶风冒雪战斗在工地上。但虽苦犹甜,因为关群和他一起参加了红雁池水库的建设。“那里还有我俩漫步时留下的脚印,有我俩充满革命热情的谈话,有对伟大祖国充满希望和美好的理想憧憬……”关群说。 

    1953年,杨大斌入朝作战,离开新疆。关群也随后到了北京。此后,关群和杨大斌就再也没有回过新疆。但无论在哪种报章杂志上,只要出现有关新疆的报道,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关群说:“我们怀念新疆,怀念红雁池,新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关群当时写了很多家书,但是保留下来的就这一封,现收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这封家书虽然信纸已经发黄变脆,字迹褪色模糊,但生动记录了一个新入伍的女战士进军新疆艰难而有趣的历程,也见证了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到处呈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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