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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朋友圈

18-01-08 17:06 来源:光明网 编辑:张玉芳

  作者:左文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中兴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20岁乡试中举,但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他饱览群书,钻研舆地兵法。一生亲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洋务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大捷。光绪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73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获封恪靖侯,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朴存阁农书》等,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近年岳麓书社出版《左宗棠全集》。

  本文萃取左宗棠与若干重量级好友之交往史,力图通过解读其朋友圈,打开一个认识左宗棠的窗口。

  与贺氏兄弟:知遇之恩,启蒙之师

  左宗棠19岁这年,遇到了人生中的忘年之友——46岁的贺长龄,其时贺已官至江苏布政使,主管全省财政和人事的行政长官,为从二品,与巡抚同级,但受巡抚节制,相当于省委组织部长兼常务副省长。其前任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而林则徐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两江总督是陶澍。此三人都先后与左宗棠因缘际会,均对其有知遇之恩、提携之德。

  这年贺长龄母亲去世,回长沙丁忧守制。左宗棠是这位嘉庆、道光两朝名臣的忠实粉丝,认为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为“一时仅见”。于是便不揣冒昧,登门造访。彼时左与贺年龄相差27岁,且为布衣之身,但贺长龄并不在意这些,热情接见了他,留其品茶,相见甚欢,相谈亦深。3年前,贺长龄主编了一部《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清朝初年直到道光年间大臣大儒们写就的攸关国计民生的各类文章共计2000多篇,内容涵盖地貌、水利、农业、海事等各个方面,堪称一部治国理政百科全书。左宗棠当时还没有读到这部书,但贺长龄从其谈吐中,俨然遇到了多年的知音。左宗棠少时即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深交古人”自诩,其赤子诚心,家国情怀,令贺长龄激赏,当即将左宗棠收为门生。贺家藏书门类齐全、数量众多,孤本善本一应俱全,穷书生左宗棠如鱼得水,学业日精,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

  贺长龄对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主要有三:

  一是悉心栽培。贺长龄家的藏书不仅全部对左宗棠开放,而且每次左宗棠去找书,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年老之师架梯子到高高的书架上去为20岁出头的学生去找书,只能证明老师太喜欢这个学生了。这一细节,左宗棠到晚年“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今天我们读来仍不免心生感动。敏而好学的左宗棠自然不会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他自己形容在跟随老师学习时处于一种“恣览”的状态,很形象地描绘出他当时对知识的渴求。贺长龄也是诲人不倦,“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无稍倦厌”,天资聪颖,又得遇高师,左宗棠的学问和才干自然增长神速。

  二是热情鼓励。一年后,贺长龄须离开长沙。临行前他殷殷嘱咐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意思就是说,当今天下正是用人之际,而实际可用之人又很缺乏,你基础好、天赋高,前途不可限量,千万不要随便到个小地方找份糊口的工作终老此身,要目光长远些,不要自己埋没自己,自己限制自己。老师的这种鼓励,对学生触动很大,世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左宗棠早年遇此良师,幸莫大焉。

  三是推荐深造。贺长龄离开长沙前,还为左宗棠做了一个重要安排——推荐他到自己的弟弟贺熙龄处继续深造。贺熙龄何许人也?乃鼎鼎有名的长沙城南书院的山长。城南书院就是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之前身,人才辈出。贺熙龄第一次见到左宗棠,便直觉此生具有“卓然自立”之轩昂气,考查其学问,又对答如流,贺熙龄感到“余已心异之”,直呼孺子可教也。贺熙龄的教育思想先进,主张对学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认为读书的目的最终是要解决国计民生等实际问题的,而不仅仅是学会写八股文这些格式化的东西。左宗棠读名校、遇名师,愈加奋发图强,立下雄心壮志,对自己以燕台拜将入相期许。贺熙岭对这样的学生亦珍爱有加,对左宗棠给出了这样的评语:“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与陶澍:忘年知音,儿女亲家

  左宗棠虽有名师相助,但中了举人之后,在投考进士之路上却久久止步不前。未能博得一个“进士出身”,成为左宗棠功成名就后始终耿耿于怀的一桩心病。1837年,屡试未中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担任醴陵渌江书院山长。此一任职,对改变左宗棠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在此期间,左宗棠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其亲家的陶澍。陶澍一生门生无数,其中他扶持和提携过的就有林则徐、魏源、邓廷桢、胡林翼、曾国藩等杰出人物,当然还有左宗棠。

  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家乡湖南安化扫墓,途经醴陵。当时醴陵县令接待朝廷一品大员自然会张灯结彩、不遗余力,不仅为其准备下榻馆舍,还专程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挂于馆舍大门口,以表欢迎。左宗棠历来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亦仰慕已久,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包含真情实感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是此前道光皇帝在紫禁城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此事朝野口耳相传,陶澍亦自认为乃“旷代之荣”。看到此联后,已对作者心生好感。待进得公馆,迎面又看到一幅山水画,上题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意思是醴陵的雄伟山峰,是因为仰慕陶公而傲然屹立于此,醴陵碧绿的河水,等陶公来了之后就变得更加清澈了。此联用比兴手法,抒发了对陶澍的崇敬之情。不露痕迹的赞美令陶澍引以为人生知己!身为年逾六旬、见多识广的封疆大吏,陶澍竟恨不得立即会会对联的作者。而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知县通报后,不见;知县苦苦哀求,还是不见!此乃左宗棠的脾气。而对此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儒生不生愠怒,此乃陶澍的气度。他们是天造地设的忘年之交和人生知音。

  第二天,陶澍竟然化妆前往书院,主动约见左宗棠。在与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番交谈下来,立觉“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之后,竟然“为留一宿”。可以想象那一晚的画风:一老一少,秉烛夜谈。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学问之道、漕盐之道、国防之道无所不涉。一个素来求才若渴,一个引而不发日久,二者时机一到,自然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陶澍当时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对不名一文的左宗棠如此看重,自然是极为欣赏其才华、钦佩其品质与气度。当时左宗棠第一次与陶澍见面时,可能由于靠得太近,躬身作辑时,不小心挂断了陶澍胸前的朝珠,珠子撒满一地。但左宗棠并未惊慌失措,而是镇定自若、若无其事地一边弯腰捡朝珠,一边和陶澍对答应和。陶澍心里不由得又给左宗棠加打了一个满满的印象分。

  喜欢到极致,就是与其联姻。彼时陶澍已60岁,左宗棠仅27岁。陶澍主动提出让他年仅五岁、唯一的儿子陶桄与左宗棠年仅五岁的长女左孝瑜定婚。当时左宗棠屡试不第,三次冲刺进士均名落孙山。但陶澍安慰勉励左宗棠说,不要被功名所累:“功业与功名这一字之差,误了多少才华之士。建业胜于功名。是真才,终有用日!”左宗棠为避“攀高门”之嫌,以自己地位、门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谢绝。陶澍不以为然,他说:“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婚配之议。但左宗棠就是这么犟,没有接受陶澍的建议就回到了湖南长沙。但是不久之后,陶澍即告重病,垂危之际,他派人专程送信请左宗棠来到病榻前,把8岁独子陶恍托付给左宗棠,并订下儿女亲家,同时将其他家事也一并委托左宗棠处理。左宗棠与陶澍从相闻相识再到相知相交,从忘年知音发展到儿女亲家,前后不过短短两年,但其交情却胜过了许多相交几十年的老友。何故?意气相投、心息相同使然。

  与林则徐:旷代知己,湘江之会

  我们对林则徐并不陌生。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可以说是道光皇帝手下最有远见卓识的大臣,正是他提出主张严禁鸦片。在随后名震中外的禁烟运动之中,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厉行禁烟并亲自主持虎门销烟,成就了他“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位民族英雄”的威名。尔后,林则徐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这样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是如何与左宗棠发生联系的呢?原来,林则徐早年在江苏为官时,为左宗棠的亲家、两江总督陶澍所欣赏、提携,后来他在担任云贵总督时,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的同学胡林翼又成为其得力助手。前有陶澍的知遇之恩,后有胡林翼极力推崇,再加上左宗棠对林则徐仰慕已久,林则徐和左宗棠的历史性会面就只是早晚的事了。

  其实,早在1848年,胡林翼就已向林则徐推荐了左宗棠。但由于此时的左宗棠受陶澍之托,肩负培养陶澍唯一的儿子、也是自己日后女婿的陶桄的任务,暂时无法离湘赴滇去做林则徐幕宾,左宗棠当时以“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原籍,途经长沙,专门遣人至湘阴约请晤见左宗棠。左宗棠自然是欣喜万分,急匆匆赶到长沙时已是晚上,在湘江边的船上拜见林则徐时,由于天色已暗,加上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就在这样亲切随性的氛围中,左宗棠与林则徐开启了具有历史影响的湘江之会。

  之所以说左、林此次会见具有历史意义,原因有三:

  一是林则徐亲身见证了左宗棠的才华。是夜,左宗棠与林则徐同泛一舟,夜游湘江,二人于“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林则徐对左宗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后来,左宗棠对他们的这次会面作了如下描绘:“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几乎通宵达旦的畅谈之后,两人才依依惜别,林则徐亲书一副对联赠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上联描写湘江夜话时的美景,下联抒发对极具才情之人的赞美,亦即林则徐对左宗棠的高度评价。

  二是林则徐启发和巩固了左宗棠的塞防思想。他们的交谈内容应该是无所不包的。但谈得更多的还是西域边政。林则徐认为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地仍难脱穷困,林则徐认为只要水利兴修,稻田广种,那么西域就能成为东南地区那样的富庶之区。他曾在边部各城大兴水利,可惜未见成效,故至感遗憾。对于我边境威胁,林则徐作出了历史预见:俄国将成为我边疆大患,进而谈及了他对新疆地理的观察以及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和自己的战守计划。临别时,林则徐还将自己在新疆精心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一并交给左宗棠,语重心长地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林则徐认为,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他人,而西定新疆,则非左宗棠莫属。看得出,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在说这段话的,有点临终托孤的味道,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作战时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林则徐的传世名言,也被左宗棠当作的座右铭。

  据《清史稿?左宗棠传》记载:“光绪元年,宗棠既平关陇,将出关,而海防议起。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岁糜数百万,此漏卮也。今至竭天下力赡西军,无以待不虞,尤失计。宜徇英人议,许帕夏自立为国称籓,罢西征,专力海防。鸿章言之尤力。”可见,在左宗棠平定关陇后,有人就以平新疆所耗过大为由反对之,主张允许帕夏自立为国,从此不再西征,集中力量搞海防建设。持此种言论者中以李鸿章尤为卖力。但左宗棠据理力争,认为:“吾地坐缩,边要尽失,防边兵不可减,糜饷自若。无益海防而挫国威,且长乱。此必不可。”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皇上遂决策出塞,不罢兵。授左宗棠钦差大臣,专力西域军事。正是有了此前林则徐的鼓励与启发,才有了后来左宗棠对新疆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至于他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所遇到的凶险,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左宗棠“抬棺进疆”表明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收复失地绝不收兵!他没有辜负林则徐当年的期望,他时刻这样告诫自己:“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知己者,林则徐也!

  三是林则徐此后不遗余力地举荐左宗棠。身染重病的林则徐回福建后,自知来日无多,就命次子林聪彝代写遗书,向大清皇帝大力推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得力于林则徐不遗余力的推荐,左宗棠这个“湘上农人”,第一次引起了京城的注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左宗棠与林则徐的湘江之会后,林则徐完成了对左宗棠“生命的托举”,其历史意义不可谓不大也。林则徐在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途中病逝后,左宗棠特撰一幅挽联予以悼念:“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此联准确地道出了当时林则徐名满天下、饱受猜忌排挤以及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人生境况,如非旷代知己,断写不出此等挽联。

  与骆秉章:六年幕府,英名远播

  骆秉章是晚清官场响当当的人物。出生于1793年的骆秉章比曾国藩大18岁,比左宗棠、胡林翼大19岁。曾、左、胡等在骆秉章面前均属晚辈。他是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样板:6岁接受启蒙,19岁时以第三名的身份考中秀才。26岁应乡试时中第58名举人。39岁时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27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骆秉章从40岁到55岁的15年间,基本上是留任京官,曾任翰林院编修历官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学正、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按察使等职。1850年升至湖南巡抚。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左宗棠与骆秉章也许不会风云际会于湖南官场。

  1852年,为了应对太平军进攻桂林对湖南造成的威胁,骆秉章在湘桂交界处调集各路官兵严密防堵,但无法抵挡太平军的强大攻势,致使太平军进入湖南占领道州,朝廷认为骆秉章“未能事先预防”,被连降三级。时任云南巡抚张亮基被任命为新任湖南巡抚。但张亮基当时还在由云南到湖南途中,所以朝廷命令骆秉章暂时任署理湖南巡抚,等张亮基到后再进行交接。太平军在湖南攻势凌厉,同年8月再克湖南重镇郴州,9月直逼省城长沙。骆秉章拼死抵抗均未奏效。湖广总督程矞采因此被革职,骆秉章成了等待朝廷处理之人,仍暂留长沙办理防务事宜。随后,左宗棠跟随张亮基进入长沙,亲临战场指挥守卫长沙之战。不久太平军主动撤离长沙,由岳州进入湖北。骆秉章以“功过尚足相抵”而免于处分,调署湖北巡抚。1853年2月,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骆秉章再度出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再度出任湖南巡抚直至1860年调任四川总督,期间在湖南又呆了7年。

  与此同时,左宗棠也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于1853年10月25日回到了白水洞家中,打算“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骆秉章闻左宗棠已归湘,便迫不及待地“书币见招”、“入山敦促”,急欲礼聘左宗棠再入湘幕。但是,左宗棠婉言拒之,理由是一年来的幕宾生涯使其“心血耗竭”,表示“不欲复参戎幕”,故“托词谢之”。最后还是太平天国的攻势改变了左宗棠的决定。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宗棠所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然后,1853年10月20日,太平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二次攻占了汉口和汉阳。此后不久,太平军又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文镕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了占领汉口和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2月27日至3月11日的13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对长沙形成巨大威胁。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50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左宗棠觉察到倘若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被太平军所俘虏或者所杀害,自己平生所学、壮志抱负必将付之东流,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又一次进入湖南巡抚充当幕僚。

  史载,左宗棠自1854年4月5日(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抵长沙,至1860年1月12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出署,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僚生活。再次入幕之初的左宗棠曾一度想“更名隐姓,窜匿荒山”,但因骆秉章对他“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而“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历史地看,骆秉章确实是成就左宗棠的重要推手。

  首先,骆秉章对左宗棠极度信任,高度放权。巡抚幕僚或幕宾,仅仅相当于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或省军区的参谋,并非朝廷命官。但是左宗棠却把这个幕僚做到了极致。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均一手包办,而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诺”,对左宗棠的“行文书不复检验”。就是说,对左宗棠起草的文件或批复,骆秉章只管画圈,不再提出不同意见。久而久之,左宗棠几乎把持了湘抚衙署,以致于许多逸闻和时人的撰述、笔记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有人形容当时湖南官场“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

  其次,骆秉章大力支持彰显出左宗棠治军治吏的过人才华。1855年秋冬之交,石达开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江西七府四十七县。左宗棠得悉后,立即显示出自己的远见卓识,他力主支援江西,理由是:“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骆秉章举双手赞成,左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驰援江西。此举给深处江西、内外交困中的曾国藩以极大的支持,再加上1856年9月发生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事件——天京事变,给太平军以极大打击,江西战局开始朝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湖南也因此转危为安。

  直至1859年3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左宗棠立即在湖南动员在藉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他还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准确研判,认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必由益阳、安化、新化以指宝庆”。1859年4月,石达开果然率军于祁阳强渡湘江向宝庆疾进,由于左宗棠早有准备,太平军久攻不下,只得率兵从宝庆撤退,突围湖南回到广西,他试图动摇湘军大本营的目的未能得逞。宝庆之战后,左宗棠在致湘军头目李续宾的信中说:“宝郡为湖南腹地,左右伸缩,均足有为,故逆贼必欲甘心于此。若有差失,则吾楚将旰食不遑,而东南大局直不可问,台麾一指,虐焰旋销,其为功桑梓,造福东南,殊非浅鲜”。显示出左宗棠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决断力。

  在充当骆秉章幕僚期间,左宗棠除了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显示杰出军事才能外,还在整饬吏治和调配财税方面显示出杰出的治国理政才能。首先是奖廉罚贪,以上率下。左宗棠将其视为整饬吏治的关键,并同巡抚骆秉章“以廉俭率下”,“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其次是重视乡绅,巩固后方。左宗棠十分注重起用绅士任官,并适当扩大绅士权力。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最后是筹集军饷,整顿赋税。左宗棠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所以,他除了在捐输中委派绅士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主张“务洗向来衙署关务一切陋规,仿唐臣刘晏用士流之意,屏退吏胥市侩,访择廉干士绅,资以薪水,令其随同委员赴局办理”,较好地解决了筹饷难的问题。赋税方面,左宗棠采用了湘潭举人周焕南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的办法:“以助军为名,定丁粮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这种大减浮收的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正是在左宗棠多年苦心经营之下,形成了湖南官绅结合的封建统治新机制,为湖南本土防守和湘军外出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稳固后方。

  最后,骆秉章幕府成就了“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赫赫英名。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曾这样评价:“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但左宗棠帮助骆秉章整饬湖南腐败的吏治,罢免、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加之脾气不好,嫉恨他的人不在少数。正如胡林翼后来上奏为他辩解所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咸丰九年(1859年)是左宗棠入湘幕的第六个年头,发生了震动一时的“樊燮事件”,也称为“官樊构陷事件”,使左宗棠面临生死考验,但最终还是成就了左宗棠一世英名。

  樊燮贵为湖南永州镇总兵。此人为官劣迹斑斑,曾发生过动用军中银钱作为镇署中零用花销、私自役使兵弁为他抬轿、躺在轿子上阅兵等不法情事。湖广人消遣他说:“轿子总兵”,“樊总兵阅兵——坐着看”。骆秉章到北京向皇帝告了他一状,查实后奉旨将樊燮革职查办。樊不服,来湖南巡抚衙门辩解,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宗棠质问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樊燮辩解说:“我乃朝廷任命的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也许是这句话戳中了左宗棠没有考上进士的痛处,一时情绪失控,指着樊燮大骂:“纨绔子弟,国之硕鼠,有何面目见尔列祖列宗?”“王八蛋,滚出去!”樊燮哪里受得了这种耻辱,立即向咸丰帝弹劾左宗棠,并向湖广总督官文控诉。樊燮是官文五姨太娘家的亲戚,而官文与骆秉章素来有隙,本来就十分嫉恨近年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汉人纷纷得势,现在听说湖南巡抚衙门竟由左师爷操办,故而怒气转到左宗棠身上,正好可想借樊燮告状之机,压一压汉人的气焰。因此官文立即奏报朝廷,加油添醋地抹黑“湖南巡抚幕客劣绅”左宗棠,伙同他人陷害总兵樊燮,皇帝下旨将本案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密旨中说:“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就在左宗棠命悬一线之际,一大帮人为营救他开始了连锁反应般的行动:首先是当事人骆秉章当进一步查明樊燮劣迹,证明樊是诬控。其次是湖南同乡、湖北巡抚胡林翼找到咸丰帝宠信的满人大臣肃顺,肃顺告知了幕客高心夔,高心夔又告知了湖南同乡、著名文人王闿运,王闿运又告知湖南同乡、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嵩焘因和左宗棠是同乡好友,不便率先打招呼,就托王闿运和高心夔向肃顺求救。肃顺说:“我作为朝内大臣,一人也不好在皇上面前讲话。须得朝内外有疏保荐左宗棠,我这才好开口。”郭嵩焘赶忙找了和他同在南书房(皇帝的书房)值班的少詹潘祖荫,请他给皇上保荐奏疏,并对潘祖荫说:“如果把宗棠搞走,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潘祖荫沉吟片晌,给皇帝上了一疏,认为湖南军队不仅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也在皇上圣明洞鉴之中。”接着他写下了两句非常著名的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潘祖荫还称颂左宗棠为人“赋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地方上的恶官劣吏,因为满足不了私利,就图谋陷害”。潘祖荫最后直接指出:“湖广总督官文听信浮言,处理太轻率。宗棠不过是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但是楚南事势关系太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人才。”咸丰帝早就听说左宗棠这个人,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都曾专奏举荐过。樊燮事件后,咸丰帝看到潘祖荫奏疏,就向肃顺说:“当今天下多事,如果左宗棠确实长于军事,当然可以弃瑕录用。”肃顺是识大局的人,趁此奏道:“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筹划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人才难得,自然应当爱惜。请皇上将中外保荐各疏密寄官文,着他从新考虑。”“樊燮事件”以左宗棠被重用、樊燮因“贪劣无能”被革职而告终,一场风波总算平安度过。

  左宗棠当樊燮事件发生后,心灰意懒,决意退出湖南抚幕,仍回湘阴隐居,拟“回去后,将屏迹山林,不闻世事。”当他正准备动身时,曾国藩接到了皇帝上谕曰:“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现在形势紧张,是否令左宗棠留在湖南襄办团练,还是调到该侍郎军营效力?”责曾国藩研究答复。曾国藩和胡林翼商量后,回奏皇帝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现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无论委派何种差使,使其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胡林翼也随即上奏保荐说:“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立有功劳,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人刚直激烈,对坏人坏事不少宽饶,心固无他。我与他是同学又兼姻亲,咸丰六年曾保荐过他。应请天恩令其速在湖南募勇6000人,以支援江西、浙江和皖南。”咸丰帝决心起用左宗棠。咸丰十年五月,左宗棠接奉诏书,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他随即在长沙招募了5000人,成立了楚军。一个屡建奇功的左宗棠正式踏上了南征北战的人生征途,而这一起点,正是发生他担任骆秉章巡抚幕僚之时。

  与曾国藩:绝代双杰,无负平生

  左宗棠与曾国藩都是晚清咸同时期的湖湘豪杰,一时被世人称誉为“曾左”。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左宗棠与曾国藩后来又似乎成为了仇敌,甚至一度八年不通音讯。有人将其归因为出身原因,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左宗棠仅仅是个举人,后被慈禧赐了“同进士出身”,那也充其量只是个名义上的学历,左宗棠不服;有人归因为朝廷加官进爵时不公正,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清廷拟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认为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是曾国藩所推荐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将领刘松山和湘军又是曾国藩所派遣的,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么朝廷对曾国藩就太薄了。于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以示稍亚于曾国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更不满于曾国藩,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经常是喋喋不休;还有人甚至认为左、曾不和是他们合起来演的一出戏,为了避免满清朝廷忌讳而故意造成湘军内部将领不和的假象,是心和面不和,以保安全。笔者梳理了一下,其实所谓曾左失和,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

  一为曾国藩“夺情事”。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过世,按封建丁忧制度,曾国藩当应回家奔丧并受制三年。但是此时太平天国战事正紧,按照清政府丁忧制度的“补充规定”,特殊情况可以“夺情”:督、抚、司、道等军务在身的要员,如钦命不准离职,则不得擅离职守。问题是此时的曾国藩在江西战场内外交困,无指挥之实权,缺可调之军饷,狼奔豕突,狼狈不堪。对朝廷和当地官场一肚子怨气,早就想撂挑子走人。父亲去世,刚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上书朝廷请假奔丧丁忧,这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他不待朝廷回复,就先斩后奏回到了湖南湘乡荷叶塘老家。回去不久,可能觉得有所不妥,便致信左宗棠,陈述了自己拒绝夺情的三个理由:第一曰守孝乃人子之道;第二曰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之局面;第三曰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其余各位同僚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但是,左宗棠是眼睛里进不得沙子的人,他回信对曾国藩予以严厉谴责:“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这摆明了是在骂曾国藩临阵脱逃,以守孝之名,行不忠、不礼、不义之实。并且左宗棠还在信中不冷不热地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意思是,你回不回江西,我不知道;你若听我劝回了江西,自然好,但回去之后,能否有所补益,我也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否定意味更强,对曾国藩自然是一种刺激甚至侮辱。两人此次闹掰,为时一年。一年之后,两人又“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二为太平天国幼主洪福填是否逃脱事。湘军攻陷南京后,曾国藩即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伪幼主洪福填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样的表述意在向朝廷表示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但几乎是同时,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述,伪幼主洪福填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朝廷闻此奏报,自然大为光火,认为曾国藩所报“茫无实据”,而且天京的太平军已被斩杀净尽的说法也不可靠,于是让曾国藩从重参办防范不力的湘军将士。曾国藩一生以“血诚”自诩,倡导以诚信为本,现在左宗棠所奏,无异于欺君罔上,更无异于无情打脸。愤怒的曾国藩再次上折反驳,坚称称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称天京城破后,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为据。同时他也不忘告左宗棠一状:当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逃出,尚且不被查办,这次逃出几百人也应暂缓参办。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想借机邀功请赏。左宗棠又上书数万言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口诛笔伐。此后,虽然左宗棠口口声声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曾左二人的私交似乎已恩断义绝。

  关于左宗棠与曾国藩失和的真实原因,外人和后人均无从得知。但我还是认为,他们的这种失和即便是真实发生过的,也非常正常。两个普通人在一起都难免磕磕碰碰,何况是近代史上的两位巨人乎!我对这桩历史公案有三点感想:

  一曰性格使然。民国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左二人从性格角度做了这样的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从曾左失和的两件事来看,左宗棠与曾国藩骨子里都是有血性的湖南人,关键时刻“霸得蛮、耐得烦、吃得苦、不怕死”的湘人性格显露无疑。他们的区别在于:左宗棠以真实自我示人,曾国藩以超我形象示人,两人血型气质迥异、言行风格大异其趣,亦在情理之中。

  二曰开诚布公。即便是曾左互相向朝廷举报、弹劾对方,也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向朝廷上折子的同时也抄一份给对方,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不搞暗中陷害那一套。左宗棠在致信儿子左孝威时透露:与曾国藩“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鉏去陵谷,绝无城府”。左宗棠对与曾国藩的矛盾还作了这样的定性:“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意思是说,左某和曾国藩所争的,都是国家大事、用兵策略的大争论,不是你们那些争权夺利的小争斗。那些无用书生妄自揣测我们两人的矛盾,我嗤之以鼻都不屑!

  三曰无负平生。左宗棠在出任陕甘总督路过湖北时,遇见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谈到他和曾国藩失和原因时认为过错在曾文正者十有七八。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太看重自己名声,而自己一贯语无遮拦,这才是他们关系破裂的根由。左宗棠督陕甘建功西域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生怕曾国藩在饷源上卡他的脖子。但事实上曾国藩为左宗棠西征始终不遗余力地筹饷,并且还推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是:“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以一副挽联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生活上悉心关照,事业上极力扶持,亦可见左宗棠之胸襟。曾国藩为官清廉,身后晚辈常常衣食无着。左宗棠本人也十分清廉,但每次都会从工资里抽几百两银子赠送。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在《崇德老人纪念册》中记称,左宗棠心慈重情,她很愿接近。她的丈夫聂缉椝27岁那年,去南京两江总督府拜访左宗棠。左宗棠欣赏聂缉椝的才能,提拔他做两江营务处会办。其后,左宗棠像待儿子一样对聂悉心栽培。在他大力举荐之下,数十年后,聂缉椝分别在江苏、安徽、浙江三地担任巡抚,成为曾氏显赫的后辈。曾国藩去世后,朝廷在长沙设有曾文正公祠。左宗棠收复新疆衣锦还乡时,路过曾文正公祠,恭恭敬敬对曾国藩塑像行了跪拜之礼,他冲着塑像说:“涤生啊,生前哪得有此!”此是后话。

   与胡雪岩:排斥——倚重——疏远的政商三段论

  关于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有很多传说版本,但往往猜测多而史实少。一般认为左宗棠是胡雪岩政治上的靠山,胡雪岩是左宗棠财政上的金主,但这确实只是二人关系的表象。下面,我想通过左宗棠对胡雪岩从排斥到倚重再到疏远的政商三段论,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排斥阶段。左宗棠初见胡雪岩时,并无任何好感。清朝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记载:“左宫保处至,欲理其罪。”清季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大学士孙家鼎之婿刘体智的《异辞录》记载:“左文襄至浙,初闻谤言,欲加以罪。”近代醒醉生著的《庄谐选录》则曰:“左文襄收复杭州时,胡亦由上海回杭,或有以蜚语上闻者,左怒,胡进谒,即盛气相待,且言将即日参奏。”可见,左宗棠对胡雪岩并不了解,有人出于各种目的在左宗棠面前说胡雪岩的坏话,给左宗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故而对胡雪岩有所排斥,甚至一度想治胡雪岩的“虐捐”之罪,胡雪岩依靠钱庄垄断地位,在协助王有龄筹集军饷时以种种不法手段进行“虐捐”。《清史稿?王有龄传》记载:“诸将见贼多走,不任战,惟要索军食。富民捐输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团练大臣王履谦劾有龄虐捐,遇事多龃龉,上疏互讦。”

  倚重阶段。1861年,清军和太平军历时十四年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浙江巡抚左宗棠军饷无着,一筹莫展,胡雪岩雪中送炭,无偿送给左军20万石大米,解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也迅速拉近了与左宗棠距离。自此,胡雪岩几乎包揽了左宗棠掌握的军政项目。左宗棠南征北战,胡雪岩总是如影相随,俨然左的财政兼后勤部长。左宗棠也投桃报李,每有捷报,都不忘给胡雪岩请功,前后达九次之多,使得胡雪岩得以戴红顶子、穿黄马褂,成为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剿灭太平军后,胡雪岩将银号开进杭州,专为左宗棠筹办军饷和军火,同时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间,并兼营药材、丝茶,其中胡庆余堂中药店仍在营业。1873年,左宗棠成功平定回乱、结束了20多年的内战后,他向朝廷提出的乘胜追击收复新疆的提议得到批准,胡雪岩又从新疆战役中大发其财。至此,左宗棠对胡雪岩都是非常倚重的,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不吝夸赞之词。1866年11月,左宗棠在《附陈胡道往来照料听候差遣片》中对皇帝说:“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疑,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臣入浙之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

  疏远阶段。左胡疏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胡雪岩此时已富可敌国,欲望不断膨胀,所开展的业务与左宗棠为国尽忠的事业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了。1883年,本已掌握中国生丝绝大多数货源的胡雪岩财迷心窍,决定倾个人之全部财力囤积居奇。可不曾想国内生丝严重减产,意大利生丝却大获丰收,胡雪岩一下亏损400万两。年关将近,胡雪岩因囤丝导致资金严重短缺。更为悲催的是,清廷追查出胡雪岩亏欠公款计达240多万两。胡雪岩迅即被革去道员之职,财产被抄家充公,红顶商人的神话彻底破产。

  左胡疏远的间接原因,是胡雪岩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官场矛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不自知。几乎与左宗棠西征新疆同时,1874年5月,日本出兵登陆台湾,从而在“疆防”之外引发了“海防”问题。以当时清帝国之国力,打一场战役都捉襟见肘,哪有力量支撑海陆两场大战呢?“海防”的重要代表人物就是李鸿章。既然朝廷支持了左宗棠的“疆防”,李鸿章的“海防”也就无从谈起了,李鸿章及其背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自然怀恨在心。所以,胡雪岩并不知道,他拿下左宗棠西征订单之日,就是李鸿章、盛宣怀开始报复之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提出了“倒左先倒胡”的战略,与盛宣怀里应外合,在胡囤丝欲抛时,唆使客户故意不买,使其库存日多,资金趋紧。胡雪岩为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的80万白银还款在即,加之胡雪岩为图一己私利,在向外国银行替政府贷款时暗中加重利息,被李鸿章抓住把柄狠狠地向朝廷告了一状,慈禧震怒,下令严查不贷。同时李鸿章和盛宣怀还暗中托客户去胡雪岩钱庄挤兑,导致其资金链完全断裂。胡雪岩发电报向左宗棠求救,但电报局是盛宣怀私人所办,硬生生把那份救命电报扣住不发。至此,胡雪岩已万劫不复。

  左宗棠朋友圈的启示

  左宗棠从湖南农村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晚清盛极一时的中兴名臣和流传千古的民族英雄,一生阅人无数、交友无数。上述几位是左宗棠朋友圈中的典型代表,左与他们的交往也具有极强的典型性,对今天的我们至少提供了三点有益启示:

  第一,“三行”法则颠扑不破。所谓“三行”法则,指的是在中国,一个人要取得成功,首先是自己要行,其次是要有人说你行,最后是说你行的这个人本身也很行。“自己行”是根本前提,所以要不断努力打好自己的底子;“有人说你行”是必要条件,所以要让有眼光的伯乐慧眼识珠来发现你;“说你行的这个人本身也很行”是决定因素,所以伯乐仅有眼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有能量的伯乐更不常有。左宗棠是如此的幸运,一生碰上了若干有眼光有能量的伯乐,从贺氏兄弟到陶澍到林则徐到骆秉章再到曾国藩,概莫能外,他们之所以能发现并愿意帮助左宗棠,根本原因在于左宗棠本身有出类拔萃的经邦济世之才,而造就左宗棠才华的,除了“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的天赋之外,更离不开他“松风临水朝磨剑,竹月当窗夜读书”的文武双修的刻苦努力。

  第二,“三友”之道谨慎抉择。所谓“三友”之道,来源于孔子学说。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侫,损矣。”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这是有益的。同惯于走邪道的人、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这就是有害的。交友事大,不可不察也。左宗棠的朋友圈显示,其身边朋友以前者居多。贺氏兄弟博学多闻并对其倾囊相授、陶澍主张经世致用援其为知音并结为儿女亲家、林则徐英雄惜英雄并对其寄以收复新疆之厚望、骆秉章用人不疑助其名重朝野、曾国藩与其相爱相杀但又在尽忠江山社稷并功勋卓著这一点上殊途同归、胡雪岩与其不无相互利用之嫌但确实在关键时刻为其立下汗马功劳。对左宗棠而言,这几位都是他的直、谅、多闻之友。

  第三,“瑕瑜”关系辩证看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瑕不掩瑜”,白璧微瑕,不废白玉之贵。看人也一样要看主体,看本质。左宗棠优点很多,但最大缺点是恃才傲物、不懂妥协、脾气不好。比如,他有才华却没有功名,仅考中举人,就始终耿耿于怀,一受刺激便会怒向胆边生;比如,他与曾国藩的所谓失和,很大程度应归咎于他的得理不饶人。《清史稿?左宗棠传》记载:“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穆宗尝戒其褊衷……然好自矜伐,故出其门者,成德达材不及国藩之盛云。”此文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左宗棠的个性特征,连皇帝都说他“褊衷”,令其改掉内心狭窄、气量不大的臭毛病。左宗棠易怒的毛病给自己带来了直接伤害,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如樊燮事件);也给自己带来了间接伤害,那就是朋友很少,门第不盛。正如《清史稿》所载,由于他的“好自矜伐”,出于左宗棠门第的“成德达材者”远不如曾国藩门第者多。好在同时代还有若干极具雅量胸襟之人,敢于接纳、原谅、包容和帮助左宗棠,本文所述贺、陶、林、骆、曾、胡诸位,都称得上是左宗棠的“谅友”。左宗棠晚年对自己的坏脾气作了如此辩解:“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才是人生大智慧。当年我一无所有,难免有人想踩我,如果没有火爆脾气,早就奄奄一息了。”清代时人曾有评论曰:“胡林翼办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宗棠执法如山,人不敢欺;曾国藩虚怀仁德,人不忍欺。《清史稿》对左宗棠盖棺定论:“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徠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才”是左宗棠的内在本质,是主体,“霸”是左宗棠的外在特征,由此导致的性格缺陷是相对次要的问题。

  殷鉴不远,来日方长。在左宗棠诞辰205周年时,本人曾斗胆赋七律一首,为之纪念:

  左家塅里读书郎,

  湘上农人诩小亮。

  洞庭波涌战鼓裂,

  沧海肆流儒生狂。

  大厦将倾澜既倒,

  中兴挽护仰文襄。

  福州船政今安在,

  塞外柳荫道郁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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