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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消失的粮仓

17-10-26 16:00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张玉芳

  作者:王密林

  但凡论及漕运的文章,总会引用《元史》中的名言:“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可见漕运之繁盛。不过,元、明、清三朝,运到北京的漕粮年均数百万石,而这些粮食运到通州后,放在哪里呢?

  民间谈起北京作为京城的标志,也有“五坛八庙十三仓”之称,意思是拥有了这些设施,就具有一国之都的规模。五坛八庙指的是明清两朝皇室的祭祀场所,五坛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八庙为太庙、奉先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而十三仓则是储藏皇粮、俸米的皇家仓廒,包括禄米、南新、旧太、海运、北新、富新、兴平、太平、储济、本裕、丰益十一仓,加上通州的中仓、西仓,总计十三仓,统称为“京通十三仓”。而粮仓的实际数量要多不少,比如通州还曾有过东仓和南仓。这些粮仓共同担负着京师储粮的重任,维系着都城北京的正常运转,是千年漕运的见证。

  如今,这些曾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粮仓,仍以不同形式给后人留下自己的影子。比如后南仓、中仓等地名,已经成为通州的地方文化遗产,而昔日规模宏大、鳞次栉比的仓廒已完全不存,仅有若干残墙仍倔强地矗立在街市中,见证着昔日漕运的繁盛与辉煌。

  笔者曾去通州寻访中仓仅存的遗迹,经过一番打探,按照老人所指,从通州博物馆东边的路口进去,十字路口右转,就到了古时中仓的位置。如今这里四周都是民居,已经寻觅不到粮仓的影子。数百年间给通州带来滚滚财富和无数传奇的漕运胜迹到底在哪里呢?终于,在新建街的后身找到了一段斑斑驳驳的残存仓墙,仓墙由硕大的青砖砌就,在阳光的映照下,愈发显得苍凉古朴,但如同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依然身板挺直地屹立着。据说大运西仓几经改变,遗迹基本不存,而中仓旧址的大部分目前被单位占用,闲人不得而入,也不知其内还有几许遗迹,也许眼前这段残墙就是仅有的遗存了,令人不胜今昔之慨。

  元朝时通州有十四仓

  作为北京的门户,通州在金代就成为漕粮汇聚之地。金朝取得了北部中国的统治权后,就利用潞水(今北运河)东南的海口和通向潞县的运河,将漕粮运到中都(今北京)。金天德三年(1151年),正式设通州,下辖潞、三河二县,并在通州建了丰备仓、通积仓和太仓这三座粮仓,储量约100多万石。从此,通州就成了“天子外仓”。这三座仓今已无迹可寻,据学者推测,可能分布在燃灯塔之南的州署附近。

  元朝建立后,重新疏浚了闻名遐迩的京杭大运河,它纵贯中国东部最富庶的地区,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连接在一起。自元代开始,北京成为大一统的帝国都城,通过大运河,“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在早期,大运河的北端只到通州,所以南方及沿岸各地粮食物产由水路运到通州后要先卸船,再由人力畜力运到元大都城,这段路程全长50里,运转十分艰苦。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了从元大都到通州的运河,翌年竣工。运河上建造了24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相互启闭来调节水位,解决了北京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影响水运的难题,从而使货船可以由低向高行驶,直达积水潭码头。据说通航这一天,来自江南的粮船在积水潭的东北岸挤满,在玉河上也是浩浩荡荡排船驶行,大都城的人们争先观看,夹岸热烈欢呼。当元世祖忽必烈在万宁桥上看到积水潭中舻舳蔽水的盛况时也不禁大喜,当即将从万宁桥到通州的河道赐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开浚,大大促进了京城仓储事业的发展,汩汩不断的通惠河,使京、通仓储连为一体,如同血脉一般支撑起北京的发展。整个元代,通州粮仓数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元成宗时,通州已具有了有年仓、富有仓、广储仓、盈止仓、及秭仓、乃积仓、乐岁仓、足食仓等八仓。到了元朝中后期,又增加了庆丰仓、延丰仓、富储仓、富衍仓、及衍仓这五仓,若再加上张家湾的李二寺仓,总数达到了十四,约储量200多万石,连同大都的27处粮仓,整个京通仓储量高达740万石左右。元代的粮仓小的一般有仓房一二十间,大的有库房七八十间,每间可储粮2500石,通仓基本上是中上等的规模,这些粮仓广布于通州城北及张家湾的运河沿岸。

  明朝于谦巧计抢运粮

  到明代,自永乐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尽仰给于江南”。为了存储巨额的漕粮,京城和通州陆续建了很多粮仓,统称为京通二仓,都是京师太仓的组成部分,“京仓为天子之内仓,通仓为天子之外仓”,关系着国计民生。永乐七年(1409年),在通州西门外首先建了西仓。到了永乐中期,又在南门内增建中仓和东仓。永乐十六年(1419年)在张家湾增建“通州卫通济仓”,正统元年(1436年)又增建三百万石仓于西仓之侧,天顺五年(1461年),增建大运仓百间,其后又在通州城内添设南仓。至此,通州共建有四仓(中仓、南仓、东仓、西仓),有廒762座、3559间,储粮达900余万石。到隆庆初年,通仓年入仓漕粮300余万石,占漕运至通州漕粮总数的十分之七。

  通州仓众多的储粮也曾引起了明朝之敌的觊觎,但明朝即使在危难之下也能从容部署,处置有方。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发生后,御驾亲征的英宗被俘,瓦剌的统帅太师也先以送英宗回京为名率师南下,并有先占据通州粮仓、再围攻北京的企图,一时间人情汹汹。此时,通州各仓尚存有约1900万石的粮食,这一笔巨大的战略物资倘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有人建议立即放火焚仓,以免资敌。主持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却不肯就此毁掉粮草,他心生妙计,决定坚壁清野,在敌人到来前把通仓储粮全部运进京城供守城军民食用。于是他奏请代宗朱祁钰,给京城官员发放9个月的俸粮、给守城士兵发放6个月的饷粮,让大家自己到通州领取,并且还发动百姓协助政府运粮,凡能从通州官仓运粮20石交给京城官仓的百姓,发给白银一两。此命令一下,全京城的军民登时忙得热火朝天,通州到京城道路上运粮的队伍汇成一股洪流,白天车马相接,夜里火把通明,仅仅几天的工夫,就把通州粮仓搬运一空。京城则储备了足够全城军民食用一年多的粮食,家家都有存粮,人心大定,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清末通仓被日军抢劫

  到了清初,通州有粮仓三座:西仓、中仓、南仓,在城北的皇木厂还设有一座“兵米场子”,储存东陵守护官兵的粮饷。到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裁撤掉南仓的81座仓廒。乾隆年间,通州中、西粮仓共有仓廒400余座,可储粮400万石。在明清两代,通州粮仓专储白粮,供京城内的王公大臣自行到通州领取俸米。随着漕运制度的日臻完善,最终形成了京通十三仓的庞大粮储体系,清《御制通州石道碑》载:“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致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廪之都会而水陆之冲达也。”北京的繁盛来自于通州源源不断的漕运接济。

  清代末叶,清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内忧外患频仍,通州粮仓也屡遭冲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军进入了通州,据法国军官杜潘上校的记载:“我们广泛地利用这里的资源,他们让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到许多运输的车辆。同时,一直缺少资源的联军后勤部队,在这里很快获得了大量物资。”到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联军于1900年8月12日占领通州,充当前锋的日军不仅占据了通州的中仓和西仓,夺取了全部仓粮,还占据了仓场衙门,抢走了藏在地下室的185万两白银,之后又将仓场衙门、通粮厅、大运西仓等漕运官署和设施付之一炬。由于清政府昧于远略,各级官吏也不尽忠职守,缺少担当,致使通州粮仓两度被侵略者夺占,仓粮悉数资敌,让外国侵略者捡了个大便宜。

  至清末,数百年的漕运制度已渐解体。造成大运河漕运的衰败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间粮食贸易的兴起使解决北京粮食供应有了更为科学和经济的途径;其次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漕运制度本身的种种弊端已经积重难返;其三是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成本远较河运为低的海运兴起并成为大势所趋,河运漕粮陷入了困境;最后,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大肆破坏焚毁漕运设施,更是加速了漕运制度的终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京通各仓失修倒塌过多,漕粮已归并到南新、旧太、富新、兴平四仓收储,通州的中仓和西仓已经完全废弃。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漕运制度被彻底废止,由征粮改为征银,热闹了数百年的通州漕运码头和通州粮仓终于沉寂了下来。

  通仓管理有“四员厅”

  在通州区中仓街道有个名为四员厅的社区,其名字就源于古代漕粮的管理机构。清代时在此设仓场总督衙门,简称仓场署,由仓场侍郎、巡仓御史四名官员统理漕运粟米,监督河道及漕运和仓储各厅署员,署内建有理事厅一座,在此共议管理漕运、仓储事务,故俗称四员厅。

  当然,历代对通仓的管理体制并不一样。通仓自金代成型以来,就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其后历代又逐步对通仓的管理体制进行增补修订,使其愈发完善,终于形成了漕运制度中最为完善的管理体系。

  金代的粮仓长官设仓使、副使等职,属中都都转运司所辖,其职责为“掌仓廪蓄积、受纳租税、支给禄廪之事”。各粮仓下设负责收支和行文的“攒典”以及从事仓粮收支、过秤和保管的“仓子”。

  元代的通州粮仓由大都的漕运官衙所辖,自至元年间以后定名为漕运使司,隶属于户部,设有运使、司和、副使、判官各二人,经历、知事各一人,另有其他吏员40余人。负责仓库的官吏中级别最高的是正四品的都提举,其下视仓库的大小分别设有从正五品到九品的负有监督职责的“达鲁花赤”以及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大使、副使、监支纳、知事、提控案牍等官员,在较大的仓库中还设有司吏、译史、司库等吏员,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

  明清两代的仓场管理制度则大致相同,最高管理者为仓场总督,清代改称“总督仓场侍郎”,管理漕粮的积蓄和北运河运粮等事务。仓场总督衙门之下设坐粮厅,是户部在通州分管漕粮的留守机构,有“小户部”之称。坐粮厅之下的各仓均设“某某仓监督衙门”,长官为仓监督。清朝则将各级主官均设满、汉各一人。其中通仓的监督从京仓监督内调用,三年一更替。各仓都设有官厅、官舍、科房及仓神庙,管理人员则有仓旗员、经制吏、攒典、铺军、花户、皂隶等。仓监督主管全仓的行政及业务,从各部的员外郎和主事中遴选委任,其下设有旗员四人,经制吏二人,攒典吏二人,协助监督工作。另有皂隶(仆役)五名和负责铺廒打卷、抱筹抬斛的花户29人。还有士兵70名,负责官仓的保卫工作。在清末又增设了巡警驻扎所,驻有巡警多人。监督任期是二年或三年,仓吏的供职年限一般长达五年。而仓役往往是父子或兄弟相袭代。此外还设巡仓御史一员,负责检查仓廒维修。

  历史上曾有“开漕节”

  通州处北运河之尾,是3400华里的京杭大运河最北端,因“取漕运通济”而得名,自然担负着通济京城的使命,“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一,第一批漕船抵达通州的漕运码头,驻通州的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漕运官员主持盛大的祭坝神的仪式。这一天,整个通州热闹非凡,仓监督、坐粮厅的吏员和仓役以及车户、船户、第一批漕船的领运、官兵们,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吏都齐聚祭神的现场,通州的百姓们也争相围观,形成独具通州特色的“开漕节”。而漕船结队在大运河上航行,单线船队前后相连可绵延达56.3公里,即使双船并行,长度也会达到28公里,这还没有将前后船间的空隙计算在内。遥想当年,北运河上这浩浩荡荡的几十公里长的漕运船队,帆影点点,水声嘈嘈,该是何等的壮观。清代乾隆年间来华的朝鲜学者朴趾源目睹这一场景,不禁赞叹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这正是: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晓霁,举头红日五云边。随着漕船运送到北京的不仅限于漕粮,还有数量极其巨大的商品,据相关史料的记载,主要有农产、棉纺织品、丝织品、油类、酒类、干鲜果品、各种食物、纸张、竹木藤器、杂货、铜铁器、药材等十二大类,共计近千种货物。

  漕粮验毕,就要入藏仓廪。清代每年平均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征收米、麦、豆等粮食460多万石。漕粮先运到运河通州段的石、土两坝,用驳船将石坝漕粮经通惠河各闸口运到东便门外大通桥附近停靠卸粮,再用车辆运到各京仓;土坝漕粮则经通州护城河运到通州中、西两仓。

  清朝的官仓之外均有围墙,墙上安设棘刺以防翻越。大门又称外门,每仓三间,两旁为八字形影壁。每仓还有辕门一座,内有影壁一座,影壁后是三合土的仓路。

  廒座是官仓的主要建筑,每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面阔一丈三尺,进深四丈五尺,柱高一丈二尺五寸,前后出檐,明间前接抱厦一间。廒的墙壁用大城砖砌成,厚约三尺以上。“每廒顶各开气楼一座,廒底砖砌,上铺木板。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减地气。”(《大清会典事例》)。每廒的存粮约1.2万石,造价银一般在1100两到1500两。除仓廒外,官仓中还有许多附属建筑,龙门、官厅、科房、大堂是办公用房,其中大堂又称监督值班所,是官仓负责官员的办公室,科房又称官役值班所,是一般职员的办公室;警钟楼、更房为报警巡更人员所用;仓神庙、土地祠等为祭祀之用;激桶库和水井,供救火之用。

  输往京城的漕粮一支自通州经通惠河至东便门大通桥入京,交京城内各仓收储,又一支经通流河、会清河到清河镇的本裕仓,再由清河经安河,直抵百望山麓的丰益仓。这条自通州起的京通漕运水道一直伸展到北京西郊的西山脚下。通州对京城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一条条如同人体神经脉络的线路网,影响到京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产生了上下七八百载、世代绵延不绝的漕运传奇。大哉通州!伟哉大运河!(王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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