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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浙东文人的复古前奏

17-09-01 10:08 来源:文汇报 编辑:张玉芳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朱光明

  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复古运动的风潮,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恰当的政治时机密不可分。如同众多溪流共同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的浩瀚,前后七子的复古也是有源有流的,且其源头应该不止一个。相较于前后七子时常被批评“泥古不化”,浙东文人则表现出了较为通达的复古观念。

  复古”是明代文坛的重要风景,文人士子倾其毕生精力投入古文复兴大业,令中国近世文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也让演进到近世的中华文化带有了厚重的底色。前后七子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复古文人群体,在弘治至万历的百余年间,深刻影响着明代诗文的发展。对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若不细加究察,我们很容易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标签所蒙蔽,而造成对这一段史实的误解。近读郑利华先生《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让我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宗尚系统、具体层次及内在脉络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进而对复古前的明初文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明弘治十一年(1498),前七子文学复古正式拉开大幕,李梦阳从事的复古运动开始形成一定声势。既对上古经典文献娴熟,又对民俗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这造就了一位生活和创作都极为丰富的文人。李梦阳的古典诗文行间,时时可见炽热真挚的情感抒发以及来自民间的白话口语的声韵。其诗“追宗《诗经》、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其文宗法先秦两汉,对文坛盛行的台阁风习产生了强烈冲击。《明史·李梦阳传》记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梦阳的出场,意味着致力于古文辞创作的士子的真正苏醒,标志着明代文坛新时代的到来。

  文学复古大业,过程艰辛。据《明史·李梦阳传》记载:“(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按:史称“前七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前七子”的风姿神韵,在多年后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谢榛、徐中行、吴国伦等结成的“后七子”文人集团那里不断地被追述,成为激发他们一起为古文复兴而奋斗的力量。他们孜孜不倦地析文授业,把整个时代的复古风尚传达给懵懂初开的青年一代。前后七子两大文人集团共同奏响文学复兴的时代乐章,他们的诗情文才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某种意义上,产生复古运动的风潮,与长期的文化积淀和恰当的政治时机密不可分。如同众多溪流共同汇聚在一起形成大河的浩瀚,前后七子的复古也是有源有流的,且其源头应该不止一个。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开有明一代文学新气象的浙东一支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文人群体。

  明初浙东文人主要有宋濂、方孝孺、刘基、王袆等,不但有史识诗情,更具文采风流,在明代诗文领域,首揭复古大纛,自有不容轻忽的地位。

  宋濂,号为明初文臣领袖,其论诗十分重视取法最具古典诗歌“第一义”典范性的《诗经》。他在《林氏诗序》强调:

  君子之言,贵乎有本,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斯足贵也。周之盛时,凡远国遐壤、穷闾陋巷之民,皆能为诗。其诗皆由祖仁义,可以为世法,岂若后世学者,资于口授指画之浅哉!先王道德之泽,礼乐之教,渐于心志而见于四体,发于言语而形于文章,不自知其臻于盛美耳。王泽既衰,天下睹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学而后成,于是穷日夜之力而窃拟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劳而意愈违,体调杂出,而古诗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无其本也。(《朝京稿》卷五《林氏诗序》)

  在此,宋濂强调作诗应有其“本”。此处的“本”指的是两周时期的《诗经》,更进一步讲是要取资于“第一义”的诗歌创作养料。沿着这一思路,宋濂的另一论诗名篇《答章秀才论诗书》则把可供学习的“第一义”的范围从《诗经》扩大到了汉魏盛唐,即谈到汉魏,拈出苏武、李陵为汉代作者之首,“观二子之所著,纡曲悽惋,实宗《国风》与楚人之辞”;论及建安诸子,认为是“诗道于是乎大盛。皆师少卿(李陵)而驰骋于《风》《雅》者也”。至于盛唐诗歌,则可谓宋濂心中的典范:

  开元、天宝中,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潜溪后集》卷四《答章秀才论诗书》)

  宋濂对“李杜”的推崇,让元末以来诗歌复古的宗唐浪潮在明初达到了新高度,无疑为前后七子的出场拉开了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宋濂对盛唐诗格外青睐,对盛唐而下的诗歌,则评价逐渐降低,自然不会作为取法对象了。在对先秦汉魏盛唐之诗的推崇方面,前七子的诗学主张与宋濂相通,取法“《诗经》、汉魏古诗和盛唐诗歌”等,恰如郑著所指出的,前七子之所以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重视从这些具有‘第一义’的诗歌谱系中去汲取养料的文学期望有关”。可以说,在诗歌写作的取法上,宋濂是开七子复古先声的。而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出现的鄙薄宋诗的明显倾向,更是值得注意:

  宋初袭晚唐五季之弊,天圣以来,晏同叔、钱希圣、刘子仪、杨大年数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师于义山,全乖古雅之风。迨王元之以迈世之豪,俯就绳尺,以乐天为法;欧阳永叔痛矫西昆,以退之为宗。苏子美、梅圣俞介乎其间……王介甫之原三谢,虽不绝似,皆尝得其仿佛……然终不离天圣、元祐故步,去盛唐为益远。下至萧、赵二氏,气局荒颓,而音节促迫,则变又极矣。

  宋濂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对宋诗的看法,无疑影响着天下士子习学的宗尚径路与选择。宋濂对宋诗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被前后七子继承下来了。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明确提出“宋无诗”,鼓扬唐诗而极大地贬低了宋诗的价值。流风所及,后七子亦多执持此种观点(见羊列荣《明代“宋无诗”说考论》,《文汇报》2017年1月6日)。在明代中后叶,“宋无诗”成为七子文学群体中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

  宋濂而外,方孝孺是明初著名文臣,建文朝的文坛领袖,亦是浙东值得关注的一位诗文大家。方孝孺在文章的取法上,重点学习圣贤之文,尤其是以“三代秦汉为法”:

  某于文虽尝学焉,然志不好也。少之时学作文,自度其不可。窃独慕乎圣贤之道,以为斯道非文则无以传,故又于文发之。既而复以道之不至者,不足以言文。故尝用心于三代秦汉之书,考其气运之高下,参其言语之醇疵,以观其世之盛衰得失,要其归于道与否,而准绳之以圣贤之规矩。(《逊志斋集》卷十一《答钱罗二秀才书》)

  这比前七子“文必先秦两汉”(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下《刻太微后集序》)的口号,早了一百多年。只是方孝孺更多地从复兴古圣贤之道的角度强调三代秦汉文章,有别于前后七子的古文辞视角,共同的则是师法先秦两汉文章这一复古的对象。

  相较于前后七子时常被批评“泥古不化”,浙东文人则表现出了较为通达的复古观念。方孝孺《时习斋诗集序》:“体之变,时也;不变于时者,道也;因其时而师古道者,有志于诗也。而师者寡矣。唐之杜拾遗、韩吏部皆深于诗,其所师则周公、吉甫、卫武公、史克之徒也。其体则唐也,而其道则古也。世之言之诗者而不知道,犹车而无轮,舟而无柁也,虽工且美奚以哉!”方孝孺此处提倡的“因其时而师古道”,因时代的不同而灵活处理“师古道”的问题,无疑为前后七子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参考。同时,还能注意到文章的创作风格因人而异,即“昔称文章与政相通,举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实与其人类”(《逊志斋集》卷十二《张彦辉文集序》)。

  浙东另外一位著名文人,是与宋濂并称一代文宗的刘基,其复古理念也较为通达,强调“学古务成己”(《诚意伯文集》卷五《送黄叔旸归金华觐省序并诗》)。此种较为开放的学古理念,恐怕是后世复古者多难以企及的。

  浙东一支对复古的倡扬,在明初及其后的影响,不容忽视。先看在文化上的影响。宋濂、王袆俱为《元史》总裁,元代一朝众多文人的评价由浙东文人盖棺定论,这无疑会影响到后人对元代文士的看法;一代礼乐,多由宋濂等人制定,大明王朝制度上的重开国运,浙东文人贡献良多。

  在文学上,无论是正面的接受,还是负面的抨击,都体现着浙东文人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浙东文人在明初文坛上可以说是“大有力者”,仅宋濂一门,著名弟子便有方孝孺、王绅、郑渊、郑济、郑楷、郑洧、郑柏、郑格、郑棠、楼琏、楼希仁、刘刚等。而一代文坛新风的形成,正是赖有此等“大有力者”方能实现。宋濂的复古宗尚及诗文的习学路径,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

  同样,浙东文人的文学理念对前后七子的影响是深远的。以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为例,他在回顾有明一代文章之时,认为:

  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议颇当,第以敷腴朗畅为主,而乏裁剪之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机轴,则自出耳。(《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八说部《艺苑卮言五》)

  王世贞所列的明代文章四大家,宋濂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且王世贞能够知悉其文章的优劣之处,并鉴于其文章的“枝蔓不修”而十分注重剪裁与锻造,以期获得更为理想的艺术审美效果。

  浙东文人的复古价值,还体现在对明代文章正宗的创立方面。黄宗羲《〈明文案〉序》云:“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此处,黄宗羲明确指出浙东的宋濂、方孝孺对一代明文的奠基作用。

  清人薛熙选明代诗文两千余篇,成《明文在》一百卷,其为该书所作的《序》则把有明一代文章的兴废皆归到宋濂身上:

  明初之文之盛,潜溪开其始;明季之文之乱,亦潜溪成其终。盖潜溪之集不一体,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泽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诸公善学潜溪者得其俊永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万以及启、祯朝之诸公,不善学潜溪者得其塗泽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乱也。

  此说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以宋濂为代表的浙东文人在有明一代的影响(自然包括前后七子)昭然可见。

  正如前后七子不断把宗尚的对象向前追溯,以树立学习的“第一义”的复古绪次,我们也不妨把“复古”这一研究对象向前推移,以见复古运动正式开展前的文坛情势。

  明初的浙东文人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复古主张,然而只有零星细碎的论述,够不上体系,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却为前后七子的复古奠立一定的基础。闪烁着复古思想的光芒,同样值得关注。若能把明初的各种复古理路与绪次详加梳理,复古在有明一代的呈现将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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