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分严峻、万分危急的时刻，以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为首的抗日爱国人士，向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提出迁陵的要求，蒋介石在《成陵危在旦夕，呈请最高当局谋计保护》的报告上写下“成陵关乎民族之精神，不可等闲视之”的批示。最后，经国防最高会议批准，决定将成陵暂移甘肃榆中县兴隆山，路线为由伊金霍洛用驼轿运到榆林再换汽车抵西安，然后转至甘肃榆中县，并责成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

    迁移成吉思汗灵榇，首先要将位于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银棺、位于小伊金霍洛的忽兰哈郭银棺、位于苏定霍洛的苏鲁定（苏鲁定是成吉思汗的军旗或军徽），一并装载到运灵车上，这称之为“启灵”。1939年6月8日，在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下开始“启灵”。移灵用白色神驼、高轿大车导入灵坛，成吉思汗的银棺在16峰神驼的拉动下，经高轿大车转轴的拉动，缓缓吊起成吉思汗的灵榇。6月13日清晨，银棺、铜庙、苏鲁定、祭器等，在成千上万蒙胞的跪送下，由扎萨克族王府开始起运。

    6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延安各界人士来到陕西米脂县迎灵，并在米脂县举行祭奠仪式。谢觉哉代表中共中央宣读了祭文。他代表中共中央号召五族一家，内除败类，外抗强敌，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米脂向南是绥德，移灵队伍继续南行到达绥德。绥德东隔黄河，与日军占领的离日相邻，系抗战前线。为了保证护送成灵车队的安全，八路军绥德县警备司令部官兵沿途护送成灵车队。6月21日，成灵西迁车队到达延安。上午8时，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膝代远等各机关百余单位的两万多人到街头迎接成灵车队，队伍绵延3余里。

    6月25日，成灵西迁车队到达西安。6月27日，成灵西迁车队经咸阳，又驰上通往甘肃西去之路。7月1日，成灵西迁车队到达甘肃榆中县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朱绍良率省城文武官员、各界代表郊送十余里举行公祭。迎祭仪式结束后，移灵车队沿榆中城外大道向兴隆山驰去，成灵被安放在四周云杉合抱、古松参天的大佛殿内。成灵安厝的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仅有狭窄的山道相通。可以想像，把成吉思汗银棺等抬到大佛殿有多么的艰辛。当日下午2时，安灵仪式开始，这是迁灵至终点的祭典。

    大佛殿正中安放着成吉思汗的银质灵棺，左旁是其妃子的灵柩，右侧放置一把铁矛，矛长20厘米，柄长250厘米，矛樱由人发扎成。铁矛前置一方桌，桌上摆着木匣，木匣上陈列着大汗的佩剑。另外，大佛殿的正墙上悬挂着成吉思汗的巨幅画像，右侧墙壁上悬挂着“只射大雕”的弯弓一张。

    成吉思汗的陵寝由一批称之为“达尔哈特”（蒙语意为“护从者”）的专门守护。成吉思汗灵寝的祭奠，分为季祭和月祭。季祭也叫大祭，比较隆重，由省府主席亲自前往主祭，时间是农历正月初一、3月21日、7月14日、9月12日；月祭也叫小祭，由蒙人护陵者径自举行，时间是每月初三。

    成陵自迁至兴隆山后，中外要人游览兴隆山时，都要去凭吊这位民族英雄。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于右任来此致祭；1943年8月，蒋介石来兰，下榻兴隆山临时“行宫”，也祭奠了成吉思汗灵位，并召见在此守陵的的成吉思汗后裔达乐古和达尔木二人。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在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在匆忙败退时，于8月13日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到青海湟中县的塔儿寺。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蒙民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上恳将成吉思汗灵榇迁回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报告。周恩来总理批准了报告。于是在1954年4月成吉思汗灵榇又迁回到了内蒙古伊金霍洛故地。(余贤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