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国和法国的引渡条约、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引渡条约。这是自200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缔结的引渡条约以来，又一次批准与发达国家之间缔结的引渡条约。关于死刑犯引渡问题，两个条约均参照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的表述，达成一致意见。

　　“这说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缔结引渡条约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著名国际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一直关注中国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况，对于中法、中澳引渡条约的批准，她表示欢迎。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种民间交往日益扩大和发展，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日益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条件。伴随着这一发展，涉及两国或数国的跨国性犯罪也日趋严重，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有的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千方百计逃往国外，试图逃避本国法律的制裁。为将外逃犯罪分子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在互相尊重主权、求同存异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国家间的引渡合作，已成为有效地控制和打击日益严重的跨国性犯罪，维护对外交往法律秩序的必要手段。

　　“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制度。”梁淑英说，引渡是指国家把当时在其境内的被别国指控为犯罪或判罪的人，应有关国家请求，移交给该国审判或处罚的刑事司法合作。目的是能使请求国对其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或对已经依法审判为有罪的人执行刑罚，以惩戒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和利益。

　　“国际法并没赋予各国普遍的引渡义务。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可以拒绝别国的引渡请求，除非请求国承诺遵守相互条件。”梁淑英说：“签署引渡条约对我国引渡的实施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为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引渡提供了法律保障。条约为缔约国规定引渡的权利和义务，一旦有被我国追诉的人在缔约国内，我国主管机关即可依约向该国请求引渡该人，以行使我国的权利。当然，我国也有义务接受其他有约国的引渡请求。其次，可依条约的相关规定拒绝外国不符合引渡条件的引渡请求。例如对依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的，因政治犯罪而请求引渡的，主管机关应拒绝。再次，我国主管机关有了处理引渡的法律根据。无论对外国请求引渡案件的受理、审查、为引渡采取强制措施和引渡的执行，还是向外国请求引渡都应以我国的引渡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据进行。”梁淑英表示，引渡的法制化提高了我国的国际信誉，不仅促进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司法合作，也大大推动了我国与外国其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如反恐合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引渡的法制发展可以说是飞速和令人振奋的。”梁淑英说，“为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引渡合作，打击犯罪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我国一直积极通过协商与其他国家签订引渡条约。”1993年，中国与泰国缔结引渡条约，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截至2008年3月31日，中国已与30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到今天为止，已生效的有24个。

　　同时，我国还积极参加了一系列通过引渡方式惩治国际犯罪的多边公约。2000年12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该法规定了引渡的范围、条件和程序。这些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已成为我国对外开展引渡合作的重要依据。

　　这些引渡条约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谈判缔结的，与发达国家的谈判难度较大。2006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第一个生效的引渡条约，是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开展引渡国际合作方面的一次历史性突破。该条约对中国追缉外逃犯罪分子、震慑贪官外逃、增强我国在反腐领域同欧盟国家的司法合作，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继西班牙之后，2007年，我国又分别与葡萄牙、法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

　　对此，社会各界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致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引渡谈判在提速。

　　梁淑英教授分析说，就双边引渡条约而言，目前与我国缔约的国家不足世界各国的七分之一，尤其是发达大国与我国缔约的还不多，而随着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缔结引渡条约也是必要的。

　　“我国正在努力促进与有关国家缔约，相信我国会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引渡关系，这对双方打击犯罪，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都是有利的。”梁淑英说。(郭晓宇 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