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30年前，原武威县大柳乡桥坡三队农民陈沛成了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当时，他创造出了两个全省第一：第一个电视村，第一个农民股份公司。陈沛和他创建的“桥坡模式”开启了农工副商综合经营的先河，影响和带动了全省乡镇企业的发展。他的事迹受到了当时省市县领导的高度赞扬，也引起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弹指间30年已过去。今年仲夏，记者再次采访了他。

　　桥坡是个地名，就是现在的武威市凉州区大柳乡桥坡村。

　　这里曾经是个有湖水，有小桥，芦苇摇曳、瓜果飘香的好地方，当地就有“过桥上坡，一天到黑”的说法。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农为本，辛勤耕作，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过桥”、“爬坡”，演绎着平平淡淡的人生。

　　1980年1月18日，是农历的腊月初一，离过年刚好还有一月时间，乡村里的年味却越来越浓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个好年景，进城赶集置办年货的农民把乡间的道路拥挤得满当当的，这是多年不见的腊月进城买年货的景象了。就在这一天，一条新闻在乡间不胫而走：“桥坡三队上省报了！”这话说的是，在当天的《甘肃日报》头条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三中全会政策好，送穷迎富有希望———桥坡三队大搞工副业一年变样”的新闻，报道以翔实的数据，朴实的文字报道了发生在桥坡村的新闻，编辑为这则新闻配发的短评说，桥坡三队一年变富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敢于冲破传统的陈腐观念，改革单一经营的落后方式，从实际情况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放手发展工副业生产，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使人民生活得到较快改善……

　　这是一组需要回放的镜头：1979年3月8日夜晚，桥坡村“扶队长”的会议正在进行。由于多年的“大锅饭”吃懒了群众，再加上单一经营阻碍生产发展，干部群众心没少操，力没少出，但年复一年摆脱不了缺吃少穿的困境，桥坡村也不例外，前任队长在群众的一片埋怨声中躺倒不干了，要么好言劝说把他扶起来，要么选出新队长。

　　“你也是个男子汉，挑起来给大家干一场！”昏暗的油灯下，67岁的陈明政把儿子陈沛捣了一把说。陈沛理解老父亲的意思，“霍”地站起身来说：“我当过油油匠，城里乡里跑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世面，如果大家选我当队长，我保证大家天天吃拌面！”饥肠辘辘的农民一听此言，咽下快要流出口的唾沫，齐声一吼：“成！”

　　陈沛自荐当队长成功了，他带领一群家里没有余粮，冬天连袜子也穿不起的农民，向着多业并举、勤劳致富的大道奔跑———全队65个全、半劳力用其所长，挨个排队，组织起了农业组、木工组、瓦工组、油漆组和采砂组，各项经营都实行严格的定额责任制。农业的田间管理和收割、拉运都搞小包工，责任到户到人。在组织工副业生产中，他们发挥原有工匠的技术专长，组织青年学技术，尽可能安排各家各户的劳力轮流参加；对四个年龄较大的未婚男青年，队里特别照顾他们多参加点工副业生产，增加收入，为找媳妇结婚做准备。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全队各业兴旺，群众压抑已久的热情和创造力被催发出来，1979年的总收入比上年增加一点六倍，达7.8万元，群众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了一点五倍。队里的孤儿郑万铎当年的收入达到893元，相当于当年月收入70多元的工人，他和另外三个青年都找好了对象，筹办喜事———桥坡农民开始迈上一条通往富裕幸福目标的“金桥”。

　　桥坡三队一年巨变的喜讯吸引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的目光，他专程来桥坡进行调查研究，还专门到孤儿郑万铎家里看了看。拉着郑万铎的手亲切地说：“预祝你们新婚幸福，希望你们新事新办。”郑万铎高兴地流出了热泪。

　　1980年2月2日上午，记者应邀参加孤儿郑万铎的婚礼。那天，全队的男女老少都拥挤在居民点北头的一座普通的院落里，为新郎新娘贺喜，陈沛是证婚人，大队支部书记主持婚礼，县文化馆的同志特意赶来拍照。婚礼上，77岁的陈万政老汉的一席话至今难忘。他说：“前几年的郑万铎为啥找不上媳妇，今天为啥喜事临门？完全是党的富民政策带来的。我们桥坡三队一年变富的消息上了报，没过十天，双树公社一个拾粪的老汉有意问我：‘你们队里还有谁家的小伙子要找对象？’我说，‘够年龄的四个小伙子全找下了，有三个就在二月二日、四日、八日结婚哩！”记者的心被深深打动了，于是写成了题为《三喜临门》的通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

　　桥坡村里生活最困难的孤儿郑万铎的成婚，实际上是桥坡村沐浴改革开放春风、治穷致富的生动反映，它宣布了一个墨守陈规、缺吃少穿年代的结束。时隔30年后，当记者询问陈沛，当年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胆识搞工副业和包产到户时，陈沛嘿嘿一笑说，他偷看过“天书”。听得出来，这显然是开玩笑。在记者的进一步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实情。原来，他在自荐当队长之前，是手艺很不错的油油匠。一次他去给武威军分区的一位首长家油漆家具，无意中看到了一份中央的“红头文件”，上面有允许发展工副业生产、允许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字样。陈沛把这些话一字不漏记在心里。他知道，当时干部们怕这怕那，不敢破禁区，顶着拖着不开“禁”。自己是农民，无官一身轻，什么也不怕，只要能让农民有粮吃有钱花，就豁出来干一场。干好了，让乡亲们吃个饱饭；干不好，自己还当农民，更何况确实有中央的“红头文件”撑腰。于是，他才大胆地自荐当队长，放手发展工副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