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之家”是个“早产儿”？

　　——甘肃省首个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发展现状调查 

　　2007年5月26日，甘肃省首家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在兰州正式揭牌。对劳务输出大省甘肃来说，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的揭牌运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目前，成立还不到一年的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便困难重重，处境极为尴尬。3月22日记者在该工作站采访时，工作人员麻英正在撰写向省司法厅提交的“费用申请表”。在采访中记者得知，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的发展不容乐观。

　　公开申请筹建工作站

　　“虽然我们的条件差，但业绩排名却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市。”谈起甘肃省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时，在工作站中担当“帮助、支持、管理”角色的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勇如是说。

　　2006年10月，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召开会议，下发了《关于成立农民工维权组织的要求》，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建立农民工法律维权机构，切实有效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发起，北京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牵头，资金来源于联合国开发署。“具体资金分配由联合国开发署提供给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再向各个省市维权工作站分配。”他介绍，工作站的建立是通过公开申请的方式进行的。

　　李勇表示，当时听到要在各省、市、自治区成立农民工法律维权机构的倡议后，他便“积极响应、主动请缨，要求依托勇盛律师事务所成立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

　　2007年4月9日，经甘肃省司法厅批准，同意依托勇盛律师事务所成立“甘肃省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2007年5月26日，甘肃省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在兰州正式揭牌启动，成为目前我省首个惟一正式成立的农民工维权机构。

　　“当过知青的经历让我有一种天然的农民情结”。李勇坦承，当时考虑到这是一桩“纯粹赔本的买卖”，也有过“犹豫和徘徊”，“但对农民的那份感情让我不再踌躇”。

　　然而，从一开始，社会上就对勇盛律师事务所的这一做法存在质疑。针对成立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是为了往脸上贴金”这一说法，李勇回应道：“我们绝对不是沽名钓誉！当时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但我们只是想对农民工有所帮助，对社会有所回报。”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自成立至今，共接听农民工电话咨询2461人次，接待来访咨询800余人次，已经受理符合援助条件的案件共161件，涉案人数达992人，其中工伤案件32件，拟赔付金额162万余元，拖欠工资案件和解除劳动关系案件共137件。现已办结案件101件，为当事人索回赔偿108万多元。所取得的业绩在全国成立的21个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市。

　　身份尴尬工作受阻

　　然而，取得不俗业绩的甘肃省首个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目前的处境，却显得异常尴尬。

　　甘肃省律师协会秘书长崔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官方机构的法律援助中心，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只是一个自发组织，没有确切的定位，身份尴尬。

　　崔皋平告诉记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包罗万象，复杂而繁琐，因而有很多农民工因不属于《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而无法获得援助。“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其实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崔皋平这样解释法律援助中心和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的关系：正常的程序应该是由农民工向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援助申请，法律援助中心核实情况后，向农民工法律维权工作站发出指派函，工作站介入完成援助后便可凭借指派函得到相应的办案补贴。他说：“但现在二者的关系没有理顺，很多农民工直接跳过法律援助中心向工作站求助。没有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函，工作站便无法拿到办案补贴。关键是要做好二者的衔接工作。”

　　除此之外，执法部门对工作站也不予认可，法院认为工作站不是《律师法》规定的工作机构，不认可工作站的公函，要求出具律师事务所所函，而律师所又不能出具所函。因为工作站依托勇盛事务所，工作站律师的律师证上的单位是勇盛事务所，而公函却是工作站的，便出现“证照不一致”的情况。

　　目前，兰州市以外反映到工作站的案件在增多，致使办案成本增高，虽然工作站与兰州市及市区外个别县（区）的法律援助中心做了相应的协调和沟通，但各法律援助中心对工作站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不尽相同，工作站受理的农民工案件，尤其是群体性案件很难得到各级法律援助中心的认可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