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在解放欧洲境内的德国战俘营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二战结束后，德国和10个国家签署有11国协议，由德国负责管理这些档案。这些资料称得上是最大的尘封档案，根据波恩条约规定，只有受迫害者本人，他们的亲属或他们的代表人才有权阅读这些材料。此外，美、英、法、德等11国政府也都有权检查这些文件。

    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这个档案讳莫如深。一个原因是出于德国法律中极为详尽的隐私保护，据《纽约时报》说这些材料之详细，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比如某个人在某个集中营清除过虱子，在某个囚犯身上为了某项原因进行了残忍的医学试验，某个人被纳粹指控为同性恋、鸡奸犯或杀人犯，某个人有娈童癖，某个犹太人受到了诱惑成为了通敌者。而另一方面，德国也担心公布这些档案将会引起更大规模的犹太人组织或者个人向德国政府的索赔，毕竟德国已经为赔偿犹太人的损失支付了大笔资金。

    美国一些犹太人组织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希望能够复制这些档案，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档案找到当年犹太人受害的全面资料。因此从2005年底起，美国国务院就以特使的方式与德国沟通和交涉此事。也为此，美德在二战问题上少有地出现了争论。

    事实上，这份档案的珍贵意义恰恰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那个岁月中的残酷，个人在集体暴力面前的无助。它为20世纪人类的最大规模暴行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全景式记录。如果永远封存这些档案，那么档案将会成为少数国家的政治遗产，而失去其最珍贵的公共价值，人们也会因此失去一次记忆战争罪恶，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机会。档案一旦公布，就实现了从政治财产向公共利益服务的转变。让战争的回忆真正回到公共空间中，此刻档案的价值远远要高于藏在德国政府的保险柜里。

    政治财产向公共空间的转变是艰难的。德国愿意公布这些档案资料，不啻公众重新获得了对历史的一次阅读和阐释权利。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从法律上说，应该如何安排这次档案的公开，又有谁有权利使用这些档案。毕竟这份档案的保管是11国赋予德国政府的，德国要想公开这些档案首先必须协调11国的意见。

    作为悲惨历史的真实记录，公开尘封档案无疑能提供详细的事实来揭露纳粹罪行的卑鄙与肮脏。事实上，同为二战发源地的日本，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也常常被赋予政治意义而深埋在历史的瓦砾中。二战纳粹档案提示我们，遭到伤害的人们的完整档案在哪里，又何时能够被全面整理和公布？（石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