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钧，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他向记者诉说了因调查并制止教育乱收费遭到阻挠，价格检查权被上收，公用经费被停拨，不堪忍受巨大压力而辞职的情况。（10月25日《南方都市报》）此事源起于一个教育收费项目。2002年以来，安徽在全省建设中小学多媒体网络电脑教室。省教育厅、物价局限定，每名学生每学期最多收50元，累计收费不得超过6个学期。阜阳市物价局调查发现，有的学校已收回投资。今年初，物价局发出通知，要求22所已超收学校停止收费，另外35所降低收费标准。

    正是这一在张洪均看来再正常不过的执法监管举措，却出人意料地引爆了“官意”反弹，并由此拉开了一个乱象丛生的行业行政权力博弈序幕。首先是该市教育局以部分学校校长、教师要上访为由，要求市政府出面干预。随后，市政府指定教育局、物价局、财政局、法制办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事重新调查核实。此一查就是近半年，却有行无果。而后便是在张洪均看来“咄咄之怪”的事接连发生：一是市领导上收了物价局的价格检查权，要求“今后物价局开展任何检查，都必须先报市政府批准”。 二是省物价局补助市物价局的30万元经费被财政部门长期扣留。半年里，市物价局向上打了6次报告，最后只得到一个巴掌大的纸条：“由于市直财力紧张，此项经费暂缓解决。”而此时，物价局财务账户仅剩下0.21元。经费严重短缺，物价局连正常办公都难以维持。

    恐怕张洪均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初的一纸物价纠改裁决，犹如“潘多拉魔盒”的开启，将监管与被监督双方卷入了一场行政权力博弈赛中。而结果却是让张洪均难以心平神静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说，物价局的做法打乱了全盘收费计划。全省这个项目都是按50元收费的，而市物价局却让有的学校收40元，有的30元，还有收5元的，标准不一，不便执行。物价局擅自调整收费标准，造成一批学校欠款，不能正常运转，不能按期完成还款任务。

    行政主管领导的“盖棺论定”，对张洪均及物价局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但细究其“终审行政裁决”，不难看出其立论及行政干预的要害所在。而物价局之所以降低部分学校的收费标准，主要考虑到两种情况：一是有的学校还贷只差一个尾数，按现有学生人数测算，如仍按每生50元的标准收费，其将超收。二是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部分学校，去年作为省里的试点，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重复收费，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近百元，负担太重了。今年省里也作出了规定，两项合一，不得重复收费。

    显而易见，物价局的相关收费监管措施是清晰且精准的，它是循着价格监管法规严肃、一丝不苟展开的，而该市行政主管领导的思路却截然相反，当标准不一、不便执行也成了行政裁断的论据，当物价执法监督被置于“全盘收费计划”之类的行政统筹大格局之下，尤其荒诞的是，将学校欠款的偿还“希望”尽皆寄托于超额收费、重复收费之上，如此行政决断思路怎不让人哑然？

    更大的遗憾尚不在此，我们看到，当与物价部门行政级别相当的被监督者对正常的执法监管结果持有异议时，其是不甘心“束手就缚”的，而其诉求方式亦非法理路径，而是自然而然地“行政诉苦”、“行政告状”，事实上，现阶段的结果似乎也表明了教育部门告“御状”是真正的“杀手锏”，是“反败为胜”的关键一着，行政大局观压倒了行业监管法规，领导意志决定着法规执行的“软硬”甚至是“生死存废”，这样的博弈结果让人诧异吗？如果放在一个良性的法治生态环境中，张洪均的无奈和激愤多少会是一个另类标本，可现在，他和他的“行政生命”轨迹会带给人们一个怎样的思考？

    张洪均，一个前任物价局长，他的困惑与不解，其实就是当下法治和行政运行生态的困惑与待解之题，当物价局的价格检查权和办公经费随着他的挂冠而去而迎来“豁然开朗”的转机时，人们是该为一己的“解脱”换来一个困局的破蛹而唏嘘呢，还是应为行政大格局、行政领导决策意志的强大、权威与“中心主义”而深思呢？ （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