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参加最新一次“县域经济研讨会”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２６日上午９时，“县域经济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二楼会议室举行。由于人太多，只有县长、书记们被安排了座位，不少代表只能站着听。一位专家结束发言后刚走出会场，就被几名小跑过来的县长给“拦截”了。
    “希望您能到我们宕昌来看看。”一名县长不失时机地递上名片。当天，这些县长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与会专家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县官赶京

    “这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难得。”此次“县域经济研讨会”的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的袁钢明主任告诉记者，三四个月前他去甘肃省宕昌县调研时，那里的父母官就说，他们那里已经４０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了。

    对于到会的这些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一次点燃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２５日，这些来自中部、西部贫困县的几十名基层干部相继赶到北京，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４天的研讨学习。

    据了解，在当天的队伍中，不少县的领导班子都全军出动了。一些县的旅游局局长、招商局局长、建设局局长也都随行。

　　听到的机遇

    “我是全国最穷的贫困县县长之一。我给你说两个数据，你就知道了。”来自甘肃省宕昌县的陈恒县长告诉记者：２００４年宕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９０２元；财政收入是１５４７万元。而同一时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２９３６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９４２２元。

    尽管这样，陈恒所在的有着３０万人口的西部小县，每年仅发工资就需八九千万元，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
 
   这种情形普遍适合当天参会各县。

    “目前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是１∶３．３，到２０１０年可能会达到１∶４。这样很难实现全面小康。”作为“十一五”规划的起草者之一，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也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此前，郑新立还专门去了韩国考察该国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掀起的“新农村运动”。同行的还有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官方人士。

    “农产品加工被称为１．５产业，介于工业与农业之间，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国家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长保透露，一些地方动不动就提出“工业强县”的口号，却忽略了自身的农业优势。

    “所有中国人的嘴的面积加起来，就相当于长江流域的面积，只不过这张嘴是越来越挑剔了。”国家发改委地区政策司的杨萌凯博士打了一个形象比喻，以此说明农业产业化的潜力。

　　县官集体“放炮”

    除了倾听，这些从中部、西部匆匆赶来的书记、县长们也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就拿扶贫资金来说。”陈恒显然有备而来，“国家的扶贫资金从中央到省里，从省里到市里，层层扣掉一点，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强弩之末。因此，这些年来市场化扶持基本无效，我们呼唤中央能在政策上采取直接扶持机制。”

   “我们县每年的存款有8个亿，但我们本地能留下的还不到一个亿，其余资金都拿去支持城市发展去了。”河南省汝南县县委副书记吕方说，“四大商业银行改革后，县里只能存、不能贷，农民连2000元的资金都贷不到，国家能否考虑允许县里成立融资机构，解决资金问题。”……

    即将“走红”的农村

    据了解，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有50%左右由县域经济贡献。但仅全国“百强县”的生产总值就占据了全国县域的24.1%，此间差距可想而知。